張路加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一、變化中的中國
自1978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思想、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變化,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四方面:
1. 經濟環境的轉型──自實行經濟上的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國民生產總值(GDP)在不到30年中,增長了25倍以上,總体的經濟規模已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三位(僅在美、日之後)。但同時,貧富兩級分化現象嚴重。
2. 教育環境的轉型──今日的中國,雖然大學教育更加普及,每年錄取和畢業的大學生都大幅增加,但實際上,教育卻面臨著空前的“商業化”和“產業化”的危機。
3. 價值觀念的轉型──人一切生活的中心,都開始圍繞著金錢和物質轉。傳統的社會道德、倫理價值,已不再被人看重,甚至受到嘲笑和唾棄。由此帶來了社會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巨大問題和危機。
4. 人口分佈的轉型──今日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移,有所謂的“三大漂”現象,即:一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北京、天津等地移動,二是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移動,三是向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動。
二、變化中的中國家庭教會
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對中國教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挑戰。當中國社會向“都市化”突飛猛進時,中國教會也揭開了“城市宣教”的篇章。
今日中國的家庭教會,正發生著以下七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1. 從農村到城市──這是最顯著的、令人眼目一新的變化。許多城市家庭教會正以年輕化、高學歷,以及充滿活力的聚會方式,呈現出勃勃生機,並快速發展。這種情形,甚至在官方控制不太嚴密的三自教會中,也開始出現。
2. 從沿海到內陸──傳統上,沿海的家庭教會較發達,這和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活動區域有關。而今在中國許多內陸地區,甚至少數民族當中,福音的傳播以及教會的建立,也都有了極大的發展。
3. 從基層到多層──如今福音不再是文化程度不高、身處社會基層的平民的信仰,而成為了許多大學系統研究的課題,也是大學生、教授、白領階層等熱衷瞭解的信 仰。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城市教會,紛紛在各城市建立,並且增長迅速。而許多“海歸”基督徒的融入,也對城市家庭教會的轉型和發展,產生了不小的作用。
4. 從單一到多元──過去中國教會在宗派方面,基本上是單一的(無宗派);在神學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保守的(以基要派為主導)。這樣的情形,正在發生變化。隨 著海外各種宗派、各種神學思想和觀念的湧入,中國家庭教會也發生了改變,從單一走向多元。這種改變會帶來何種後果,尚待觀察。
5. 從接受到付出──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有所發展時,中國教會的信徒,在金錢奉獻以及資源付出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其中尤以溫州教會為顯著。四川的賑災,更成為中國家庭教會參與社會關懷及付出愛心的集中表現。
6. 從國內到海外──許多地區的家庭教會正跨越國境,向著周邊的國家差派宣教士,開展福音宣教。雖然人數尚在少數,但“福音進中國,福音出中國”正在成為越來 越多中國信徒的異象和使命。其中,來自溫州及福建地區的基督徒,因移民海外或在海外做生意,而更有條件且熱誠地投入到建造當地華人教會及宣教上。
7. 從封閉到合作──過去因為歷史和政治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家庭教會之間,多半互不來往。而今這種情形也在改變當中。特別是城市中的新興教會,面對地區 性甚至全國性的聯禱會,以及營會和宣教事工,開始出現了教會之間的合作,甚至聯合進行。跨系統的神學培訓、工人訓練等,越發多見。
三、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三種典型模式
據筆者的觀察,近年來,家庭教會在向城市進軍及發展的過程中,有三類非常典型的發展模式:
1. “北京模式”
(1) “串聯”、“並聯”現象明顯。所謂“串聯”,指的是一位或數位專職的傳道同工,帶領十幾個聚會點,形成垂直型的牧養管理機制;所謂“並聯”,指的是不同教 會之間的“水平連接”,或是一間教會分植出多間教會後,平時各自獨立運作,但時常有傳道同工間的聯席會議,及事工方面的合作。
(2) 教牧同工大多有良好的文化素養,以及神學方面的裝備。許多同工畢業於高等院校,放棄了很不錯的事業和個人前途,委身神的呼召,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並藉由許 多地下神學院或網路神學院等,接受了較系統的神學裝備。有些人甚至是在海外接受神學裝備後回國服事。因此,教會同工的屬靈視野及神學素養,和過去相比,有 很大提高。
(3) 教會成員中,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在各行各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福音進入社會的至關重要的力量。
(4) 對中國教會前面的建造和方向,這些教會也有多方面、多層次的思考和實踐;對福音如何有效進入文化,信仰如何在中國真正扎根,基督徒如何回應時代挑戰,以及諸如“後現代思潮”、“公民社會”、“綠色環保”、“政教關係”等,也開始做出思考和論述。
2. “溫州模式”
除了在本地區有快速發展之外,還藉由相對嚴密的組織結構及中央系統,統籌協調各項事工。特別是外派工人至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處宣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也開拓出了一套深具特色的教會發展体系;最大的特點是,在教會人力、資源的整合及全盤統籌方面,特別是推展宣教事工方面,有相當的力量和效果。
3. “珠三角模式”
在珠江三角洲,有著大量從農村來的打工的人,加上當地特有的民情、風俗,而發展出了“民工教會”、“阿姨教會”,或是“企業老闆教會”,甚至“公安教會”等。
四、“海歸基督徒”,宣教生力軍
1989年是中國知識分子向福音打開心門的一個分水嶺。過去20年來,大陸群体在海外的信仰歷程,我認為大致如下:
1989年──信仰上的突破:信主。
1992年起──有一些大陸信徒開始進入神學院裝備。
1992至1998年──融入海外華人教會,或開始建立獨立的團契或教會。
1998年──由“被服侍”到主動參與,進入教會領袖層。
2000年──海歸潮湧現,海外華人教會宣教意識的增強。
今日──進一步加強了海外華人教會的活力,並幫助國內城市宣教及家庭教會的發展。
從中國近代來看,學人的福音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上個世紀40年代,在中國校園的屬靈復興運動中,神興起了一大批諸如趙君影牧師、滕近輝牧師、 于力工牧師、邊雲波弟兄等愛主、事主的知識分子基督徒和傳道人;之後藉由香港、台灣等地快速發展的學人和校園事工,進一步在中國學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得著他的百姓。
自60年代開始,隨著大量的港台青年留學海外,帶動了海外華人教會的建立和興起,也為隨後而來的大批大陸學人及新移民,預備了一個屬靈的大環境,為後來的屬靈收割提供了條件。
如今,神又藉著上世紀末開始的“海歸“大潮,引領許多海外基督徒回到中國,和國內基督徒攜手,在全球最大的福音禾場上攜手耕耘。
福音不但要進中國、在中國,更要出中國!我們已經看見神的靈在今日的中國教會中運行,差派了為數不少的宣教士到海外。在全球宣教的事工中,有了中國大陸宣教士的身影!
五、家庭教會對“海歸基督徒”的期待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海歸”對中國的發展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可以說,自近160年前,第一位留學海外的容閎學成歸國後,其後的中國歷史進程,就再也無法抹去一波波“海歸”留下的深深足印。
在近代中、港、台的教會發展史上,“海歸基督徒”同樣留下了深深的烙痕,其中的佼佼者,有宋尚節、韓偉、蔡元雲等等。
在今日中國教會的轉型和更新中,海歸基督徒責無旁貸,理當積極投入。這也是家庭教會殷殷期待的。筆者僅以下述正反兩個方面,提出一些家庭教會對海歸的期待:
1. 正面的作用
許多家庭教會,期待著“海歸基督徒” 能藉著自身以下的幾大特色,帶來正面的作用:
(1) “海歸基督徒”的文化素養和寬廣視野
中國家庭教會在新的形勢、新的處境中,特別是在“城市化”的社會變遷中,面對著前所未見的挑戰,亟需在許多方面轉型及更新。海歸基督徒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特別是他們在海外教會中獲得的視野及學習,將給中國教會帶來幫助。
(2) “海歸基督徒”的神學素養和對教會架構的觀察
在神學裝備方面,因海歸基督徒的加入,整体上給中國教會帶來了正面影響,對中國教會完善本身架構、制度等,有相當正面的推動。
(3) “海歸基督徒”所具備的連接中外文化、屬靈資源等的橋樑作用
在全球一体化的進程,中國教會也需要加快步伐,和普世教會相交相通,汲取東、西方的屬靈資源,取長補短。這方面,海歸基督徒能發揮極大的作用。
(4) “海歸基督徒”對“福音出中國”的貢獻
中國教會越來越具有普世宣教的眼光和心志。海歸基督徒在協助家庭教會走出國門、進入宣教工場方面,大有可為。
另外,海歸基督徒在積極參與社會關懷,達成教會的文化使命方面,在社會各領域中為主開疆闢土、作光作鹽方面,以及在文藝文化等領域做鬆土及福音預工方面,皆大有可為,這也是家庭教會殷切期望的。
2. 需要避免的消極作用
中國家庭教會也期望海歸基督徒:
(1) 不因為海外生活的經歷及聖經知識的豐富而產生優越感,以致與本土教會產生隔閡。
(2) 不因為掌握了某種神學理論或思潮,而與家庭教會的屬靈傳統漸行漸遠,甚至激烈批評。
(3) 不因為和海外教會廣泛的聯繫,而在當地教會中另立山頭,拉幫結派,甚至看不起、不服從神所設立的屬靈權柄。
(4) 不因為自己有某種看見或領受,而認為其他教會都不正確、不屬靈(特別在政教關係方面)。
六、結語
我們很清楚地看見,今日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需要面對新的處境,需要轉型和更新。這是中國教會能否再次經歷屬靈大復興,能否真正成為普世宣教的生力軍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海歸基督徒當看見自己的角色和作用,一方面勇於開拓和承擔,去蕪存菁,另一方面又謙卑虛己,傳承家庭教會美好的屬靈傳統,牢牢把握住家庭教會所領受的屬靈異象和心志,連接東西方歷代聖徒從主的領受,並在中國的土壤上發揚光大。如此,中國教會必有一個更加合神心意的未來,也將在中國及普世的宣教工作上更蒙神的祝福!
作者來自上海,現為“播種者國際協會”中國事工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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