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聖殿是生命開始、事奉出發的地方。

災區事工是一面鏡子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如果將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看作中國教會在逼迫中持守祭壇、養成生命根基的時代，將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轄 制之中稍稍復興”的30年，那麼，我們看見，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無論對中國教會來說，還是對世俗政權而言，似乎都是一個象徵性的轉折。

        對教會來說，教會浮出水面，參與社會，成了一個規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會在參與災區重建的過程中，整体上已無法隱藏，亦不可隱藏。在2008年5、6月 份，據四川教會估算，來川的海內外基督徒志願者，約有10萬到20萬人，佔志願者的10%-20%。到2009年春節前，據參加基督徒災區事工聯席會的當 地同工估算，春節期間仍留在四川的志願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過了90%。

         大地震引發的這場社會參與浪潮，除規模化和公開性外，凸顯出第三個特點，即持續性。災後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眾眼裡，成了兩個聯繫緊密的詞。也就是說，2008年政教關係的變遷，包括家庭教會的合法性成為公共議 題，都與基督徒在災後重建中，突出的身分與彰顯信仰實踐，有很大關係。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開始進入新的時代。

       從舊約啟示 的應用上說，從聖殿到城牆，就是從建造教會，到祝福社會；從內心信仰，到宗教實踐。從社會學的視野說，這一年的意義，就是教會從一個邊緣的、受壓迫的奴僕 地位，開始向著一個主流社會的位分轉變。基督徒群体要開始從一個完整的信仰出發，建立起一整套公開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及行為與交往模式，從而完成從秘密 團体到“亞社會”的形成。

        所謂“城牆”，在今日，並不是指將教會與社會分隔開來的牆，而是指能將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範式，與世俗的生活範 式及其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的牆，從而形成的一個公開化的“基督徒亞社會”。這是對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的聖潔與獨特性的保護，也是以“基督徒亞社會”影響 “全社會”的必經之路。

        參與災後重建，促進了教會的社會化過程。筆者明顯地看到，無論是在屬靈的領導力、金錢的奉獻和各類資源的運用上，這一輪社會參與，都呈現出四個特點：

        第一，以家庭教會為重心。

        第二，以家庭教會中新興的城市教會為重心。

        第三，以家庭教會背景的、非教會的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機構、團隊為重心。

        第四，以非直接宣教的社會事工或福音預工為中心。

        這幾個特徵，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國教會的走向。

        另外可看出的幾點是：

        第一，“三自”系統，儘管在教會的公開性和各類資源上，都有家庭教會所沒有的優勢，但三自系統並沒有成為災後參與的主要力量。這表明城牆的事工，必然是聖殿建造和真道扎根的延伸。得到政府的公開承認，並不等於“社會化”了。

         第二，以河南教會為主的團隊型系統，以及溫州教會系統，是中國家庭教會前30年的主体力量之一。但這次儘管這兩大系統在災區有積極的參與，但仍不是災區事工 的主導力量。這表明，金字塔式的、家族式的，及不成熟的主教制（帶領人）的大型教會治理系統，與中國改革30年來形成的多元化的民間社會及其精神資源，不 能完全配合。因此，要這樣的系統在一個“開放社會”中擔當屬靈的職分，可能有較大的困難。

        第三，在神學上持守基要主義、分離主義或小群主義的，以及受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系統，也不是這一輪基督徒社會參與的主流。

        災 區事工其實是一面鏡子，也是上帝建造中國教會的一個管道。觀察震後的救助與重建工作，筆者看到家庭教會正處於一個大時代的開端，處於一次充滿嬗變、陣痛、 試探與祝福的大轉型之中。這對家庭教會的神學立場、屬靈觀和教會建造，將產生巨大的挑戰。教會之於世俗社會的公共意義，也將發生改觀。

        這一年，有無數信徒委身災區，使主基督耶穌在他們身上得著當得的榮耀。但在群体性的同工上，災區事工中出現的問題、爭戰、衝突，如傳福音的方式，與災區救助 的關係，對災難的理解，及教會、機構、團隊與災區、社會和政府的關係，都可能混亂多於秩序，分離多於同工。筆者看見，許多團隊因為在真理、異象、屬靈傳 統、工作方式、金錢管理、權柄與次序上的衝突，走向解散、分裂（儘管這些弟兄姊妹在經歷挫敗、委屈之後，大多仍在災區堅持服事）。

         這樣大 規模的災區事工，其實是對一個跨教會的基督徒群体的考驗和彩排。一年下來看彩排結果，筆者的結論是，中國雖有高達八九千萬的基督徒，但還遠遠沒有形成一個 “亞社會”。若我們可誇口的，只是個人見証的彙集，而非一個因真理而在愛中聯結的“基督徒社會”的群体性見証；若我們未能讓此群体性見証,如城牆一般，將 我們與其他亞社會群体的公共生活及交往方式區別開來，那麼我們仍舊是失敗的。

基督徒的NGO元年

         城市教會從人數上來講，遠不如鄉村教會。但其社會地位、資訊與資源，及各方面的介入能力並不小。在神學立場和屬靈觀上，這類教會受基要主義與分離主義的影響 較小，而受歸正信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觀、及洛桑會議呼召基督徒社會參與的立場的影響較大。當這類教會積極參與賑災時，就會出現“機構”（鄉村教會階段， 不太可能產生機構）。這種機構，屬於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組織。基督徒NGO的出現，是教會社會化的結果。

         2008年5到8月，筆者在“彩虹重建”平台服事 時，與另一位弟兄輪流撰寫每日的災區事工簡報與分析，得知有人說2008年是中國的NGO元年，因為有超過100萬的民間志願者到達四川，這是改革30年 最了不起的成就。而在民間力量的自我動員與參與中，家庭教會又扮演了一個顯著角色。當時筆者感恩地寫下，“2008年將成為中國基督徒的NGO元年”。

         賑災第一階段的志願者，很多是受教會差派的。隨後，因為情況的需要，機構的形成就有了可能。儘管註冊很難，但9月之後留下來的團隊，基本上都發展、整合為各 種正式或非正式機構。或者，註冊為公司，按營利性的身分，運作非營利的事工。到2009年初，已少有教會新增派來的志願者團隊。

        以成都本地教會為例， “基督徒愛心行動”、“基督徒救助協會”、“香柏領導力”、“聖愛基金會”、“生命力”、“迦南美地”、“帳篷之家”、“牧者心理諮詢”等，大約十餘個組 織，及許多非正式的團隊，形成了災區事工的主力。以教會為主体參與災區固定事工的，已是少數。基督徒志願者不再整合在教會中，而整合在機構裡。尤其在 2009年3月，“香柏”與“聖愛”完成合併，更成為跨教會、跨機構同工的象徵性事件。

         在新興的城市教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專業人 士和中產階級悔改信主。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的意願，也很容易擁有文化使命的眼光。但危機也在這裡。因為最熱心社會參與的基督徒，恰恰是最缺乏教會生 活、缺少委身順服操練的那部分基督徒，也即新興城市教會最缺乏能力與經驗去牧養、教導的那群肢体。

         一位弟兄對此有很好的分享，他說：“我們開會都不知道怎麼開。雖然知識分子一天到晚講自由、民主、尊重人，結果到教會之後，都吵吵鬧鬧的。我們特別需要教會生活的操練，和教會治理的建造，需要在彼此的關係裡學習順服上帝的道。不然開起會來，還是一群小共產黨員。”

         對家庭教會來說，機構與教會的關係、國度化與教會觀的平衡，是當今新的課題。因為：

         第一，機構的社會化和公開化程度，高於家庭教會。加上災區事工的流動性和災區同工的混合性，給在機構服事的信徒接受牧養和參加教會生活，造成了困難。雖然機構的領袖，往往是教會的傳道人，但傳道人擔任行政職務，都面臨著同工牧養的難題。

         第二，機構的領袖，往往來自社會中上層的信徒，教會的背景較弱，甚至有人尚未委身教會或缺乏教會觀。

         第三，機構和家庭教會的關係，尚未成型。

         但機構對災區事工的長期效果，顯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第一，災區事工需要機構，使機構成為福音滲透和祝福社會的管道。

          第二，教會要以奉獻支持機構，而不是由傳道人舉辦社會事工。這能使人清楚自己的職分，免於更深的試探，也使社會事工與宣教事工有更清晰的區分與搭配。

          第三，在家庭教會的公開性與社會化進程尚為艱難的時候，當避免基督徒在機構發展上，走上歧途，與“教會國度化”的異象和教會建造目標發生衝突。

聖殿與真道的根基

         在城市教會的建造與牧養上，筆者甚有擔憂與負擔。目前災區事工的規模發展，已領先家庭教會的建造和成長——尤其是四川本地教會。即使是城市教會，其建造速度 和在生命真道上扎根的速度，也慢於教會的社會參與的速度。這種局面若持續，意味著在未來，教會將面臨嚴重的世俗化危機。

        地震後的第一階 段，四川教會的同工會，基本上不是同工會，而是“抗震救災指揮部”。也就是說，在信徒特別需要牧養、關懷之時，教會的牧養、關懷能力反倒大幅下降。參與災 區事工，開放接待其他教會，使得當地教會敞開了大門，卻也給教會的牧養、治理和教導，帶來了挑戰，帶來了混亂。這也是機構逐漸替代教會，成為災區事工主体 的原因之一。

        將來，基督徒可能獲得更大的公共空間，來表達、傳遞和見証信仰。這也是教會建造、從聖殿到城牆的建造所需要的。主必按他的心意，預備並帶來這種變化。

        僅兩三年前，大部分城市教會的聚會還非常保守，信徒通常不帶慕道友參加主日崇拜。只有受洗之後，成了“自己人”，才允許參加主日崇拜。這是傳統秘密社團的模 式，而非教會的模式。但一年來的災區重建，推動教會在這方面有了非常明顯的改變。怎能不感謝神呢，因為災難的衝擊太大了，所以災難反而幫了我們。

        隨著教會公開化的突破，隨著政教關係可能轉型改變，也隨著基督徒在災區重建上的持續參與，以及越來越多在文化、社會、慈善、人權和公共領域做光做鹽，教會根基問題開始漸漸浮現，最集中地落在了城市教會和災區教會的建造上。

        若不能幫助建造健康、成熟的教會，一切參與都非祝福，而成了試探。我們理所當然要關懷社會，但對中國教會來說，文化使命的關鍵並不在參與本身，而在教會建造 上。其實災區事工的一切難題，都與教會的根基有關。中國的基督徒忍耐等候了幾十年，只要有點社會參與的空間，自然會跑得很快。所以至少一代人以內，我們都 不用擔心跑得慢。我們要處理的問題，一定都是跑得快帶來的。

         社會參與的議題，實質就是教會建造的議題！這樣的看見，使得筆者在2008年最終領受了神全職的呼召。

        接下來的災區事工，筆者認為，除了機構的成熟，及與教會關係成型外，最大的難題，仍然是家庭教會本身的三個問題：

         第 一，是建造認信的教會的問題。在地下化的時代，家庭教會普遍輕視信經、信條，輕視大公教會及改教運動的真理傳承。但要形成跨教會的事工和基督徒“亞社 會”，完成神對我們的托付，讓教會能正確面對異端和偏差，以及政治制度環境的壓力，以完成家庭教會的公開化和社會化，就需要一個建立信仰告白的過程。

         比如，在災區事工的跨教會搭配中，一個常見的考察信仰的方式，就是拿出歌本來，我會唱的詩歌，你會不會唱？會唱“同一首歌”的，就是弟兄。但這樣的同工，往 往無法持久。真道的根基有差異，所見的異象就有差別。不同的屬靈觀念，帶出不同的事奉模式，最終無法合一。因為合一不是從詩歌開始的，而是從真理開始的。

        信仰告白的運動，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運動。合一不是不允許有差別，而是恰恰要先知道，我們的差別在哪裡，有沒有違背基要的信仰原則。缺乏這樣的真理建造，災區事工就無法在屬靈上更深地持續，並成為教會成長的祝福。

         災後這一年，廣大的災區已建立了許多教會、團契和聚會點。但中國教會在屬靈上的混亂和真理上的不成熟，也複製在災區教會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不是短期的宣教事工，而是信仰的歸正和當地教會領袖的栽培。

         第二，缺乏牧者的問題。據筆者瞭解，現在災區教會有全職牧者的比例，可能不到30%。求神在城市教會中動工，呼召更多的僕人。未來的中國社會，會有更多的基督徒律師、商人、作家等等，但最需要、最缺乏的，仍然是牧者。

          四川教會在參與災區重建之中，一切事工的瓶頸，就是缺乏牧者。在災區，最缺的不是錢，而是人，缺乏有教會生活的基督徒。但最缺的，還是全職的傳道人。城市教會如此，災區教會更是如此。

         第三，是教會的治理問題。這一年的災區事工，從金錢角度說，可能是中國家庭教會有史以來最有錢的一年。雖然少數的團隊在奉獻的使用上出現問題，但大部分團隊沒出問題。出問題的是“關係”，是同工間的猜忌、論斷，和不信任。這在本質上仍然是教會建造的問題。

         財務的管理，金錢的使用，成熟的制度，交賬的負擔……這些都是教會在真理和職分上缺乏後，所帶來的治理上的缺乏。

         然而感謝主，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這一年，主叫我們倍受激勵，當然，也讓我們看見社會參與的危機，正是教會建造的挑戰。主必透過基督徒在災區重建中的見証，在新的世代，賜給中國教會王后的位分、堅固的城牆，和復興的祝福。

作者來自四川，傳道人，現在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牧會。他也是著名的作家，法律學者，曾任教成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