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6.12

陳世賢

現在許多華人地區，男生沒有一棟房、一台車，是沒法成家的：對錢的看重，儼然成為社會中的一股風氣。錢，成為個人價值的衡量準則，成為人們每天努力奮鬥的目標，甚至成為封殺明星的威脅方式。

一位剛信主的朋友說，她認識的一些基督徒在金錢上相對有安全感。雖然他們生活不富裕，但心裡也平安，年紀輕輕就成家，不擔心無法給另一半安穩的生活。她被這樣的生命吸引，踏上尋訪之路，最終成為基督徒。

我的人生意義或目的是什麼？對這問題的答案，會決定我們的大小抉擇，小至閒暇時間要做什麼，大至是否傾家蕩產為某事全力以赴。當人沒有明確生命的目的時，“求生存”似乎成為必然且首要的任務，也因此，賺錢成為人生奮鬥目標。

身為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生命除了賺錢求生存，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使命與目的。我想藉著達爾文、尼采、佛洛依德的思想，發出挑戰，看看我們的信仰，能否經得起他們的批判？

達爾文：生命神聖目的失落

聖經提到，世界原先一片混亂，上帝創造了世界秩序、萬物以及人類：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1：1-2、26）

其中，人有上帝的形象並被委任治理全地管理萬物：經文除了肯定了人的尊嚴價值，也同時清楚闡明瞭人的生命有一種使命。因此，人的存在本身，蘊含著一種上帝給予的目的性。而這事，被演化論（進化論）挑戰。

許多對於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關注，一直圍繞在“有神”或“無神”的爭議。基督徒擔心人們一旦接受演化論、撇棄創造論，就不再相信這世界的背後有位上帝。事實上，達爾文自己至終都不是位無神論者。他在晚年成為一位不可知論者（agnostic），否認自己支持無神論。（註1）

還值得澄清的是，一方面，達爾文並非是領頭質疑創造論的人，在他之前幾十年，創造論就已被懷疑，他的《物種起源》只是為那個時代的疑問另覓解釋而已。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第一位提出演化論的人，在他之前的法國生物學家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就從“用進廢退”（use and disuse。編註）的角度，認為長頸鹿努力伸長脖子、幾代後脖子就愈變愈長。（註2）

最後要澄清的是，達爾文對物種產生過程的探尋，也並非不受他所處時代的某些教會支持。他的研究最早有兩位英國支持者皆是神職人員：

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認為，上帝造出能自己製造新物種的物種，這想法比上帝總是要再次介入受造界更加高明。Frederick Temple（1821-1902）則認為，若研究能發現自然法（natural law），則可以為道德律的起源找到根據，他之後成為聖公會的坎特伯裡大主教。（註3）

那麼，達爾文的“殺傷力”到底在哪？

他的影響在於：否定我們的存在本身蘊含某種神聖的目的性。（註4）

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演化的一切動力都是基於“機率”跟“淘汰”。地表生物樣貌的改變，沒有某種神聖動力在引導著，而是突變造成。某種生物能存留，也沒有神聖力量的護理看顧，而只是那些跟不上時代的都已被淘汰（天擇）罷了。

簡單來說，我們看到的只是一群得勢的突變者。Lamarck的長頸鹿還有持續趨向完美的意味，但到了達爾文，物種的起源、生命的演變，沒有道德或神學的意義，人生也沒有被設定的目的。（註5）

你能存在，不是因為你很特別，也不是因為上帝愛你、賦予你特別的呼召，而只是因為你遺傳到好的條件，那些沒能力存在的都被淘汰了。

這思想延展到人文領域，被後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利用，來支持淘汰社會中的弱者、走上集權法西斯主義，也可以反過來批判社會的現有秩序：這些富人能過好日子，不是因為上帝選中了他們，而只是他們占了優勢而已。

身為基督徒，達爾文對我的挑戰是：我所擁有的一切，到底是反映上帝的保守護理，我應為上帝賦予我的使命努力，還只是繼承自己家庭的優勢？

以台灣為例，基督徒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且較信奉其他宗教者更注重子女的教育。（註6）近年努力推動愛家運動，強調親子關係的培養，這些對下一代的關愛，都是美的。然而，我們也當留意到，比起那些不得不留守孩童給祖父母照顧的（弱勢）家庭，中產階級能夠每天準時下班回家陪孩子、又有資產投資於孩子的教育、補習，自然相對減少很多在關係維繫與教養栽培上的挑戰。

如此，我要如何反映上帝的榮耀，活出真的有上帝“介入”的生活，而非只是階級複製？

尼采的“上帝已死”：人要勇敢為自己負責

沒有神聖意義後，人對生命意義與目的的追尋仍在持續。尼采（1844-1900）第一次提到“上帝死了”時，說：

“佛祖死後數百年，他的影子仍顯現在一個山洞中……上帝死了、讓步給人了，但祂的影子仍可能在許多山洞中顯現數千年。”（註7）

尼采想表達，縱然人們視宗教為虛假，仍可能長期活在宗教的影響力中。

而在隨後較著名的瘋子篇（Madman）中，尼采描繪一位瘋子跑進市集，聲稱自己正在尋找上帝，引來一群無神論者的哄笑。

接著瘋子聲稱上帝已被眾人殺死，隨之提問：“但我們是如何辦到的？我們如何喝盡海水？……我們將地球從太陽的引力中解放是在做什麼？……” 問完一連串問題後，瘋子發現觀眾們都驚呆了，他表示自己顯然來得太早了，他改拜訪了幾間教會，卻只被趕出來，結尾留下評語：“這些教會若不是上帝的墳墓，還能是什麼？”（註8）

尼采抨擊啟蒙運動後的哲學家們：既然大家都不信基督教的上帝了（所以才說上帝已死），那也該連帶丟棄根基於基督教的知識、邏輯、德性等一切。

當我們否認上帝，就像把地球從太陽的引力中解放、沒有根基托住原先的世界觀了。因此，我們需要全新的、上帝以外的、對世界認知的新基礎，這也是為何瘋子先去找無神論者們，卻失望地發現他們雖然不信神，卻仍活在“影子”（基督教的影響）中。

尼采認為沒有客觀、普遍存在宇宙的道德法則。我們要自己成為自己世界的創造者，活出超人（Overman）的生命。

他批判不夠極端的無神論，更批判基督徒顛倒是非，將自己的心虛投射為上帝、將自身的軟弱建構成道德觀中的“善”，又將那些征服他們的強者說成“惡”，如此無能又軟弱的他們自欺欺人。（註9）

簡單來說，尼采認為基督徒將自身喜好賦予崇高、超越、神聖的意義，發明一個神為自己的狀態背書。（註10）

我們縱然不會接受尼采的無神論前提，但他的批判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是世界觀與其相對應的生活價值的一致性。那些無神論者被尼采的“瘋子”恥笑，因為他們沒有活出與無神論世界觀相稱的生活。那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活出與有神論相稱的生活？

尼采的第二個挑戰是：許多時候，我們是否怯於面對自己生命的真相、幻想出某種不合乎基督信仰的上帝觀，目的只是自我安慰？還是我們勇敢地基於所信的真理，不斷地自我批判、自我修正？

佛洛依德的“精神官能症”：宗教只是幻想的投射

佛洛依德與尼采的《道德的家譜》呼應，也認為道德不是客觀的，而是人心理活動所建構的。與尼采不同的是，佛洛依德從人的發展角度理解宗教。

比方說，當我管教我那一歲多的兒子時，他哭的彷彿世界要毀滅了（我可沒打他），然而，當他害怕時（例如門外突然有怪聲），他會趕快抱緊我或媽媽求安慰。

佛洛依德認為，就像孩子對父母又愛又怕，人類將自己的恐懼以及被保護的盼望投射後成為上帝。在歷史中，宗教確實有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但已可被科學取代。（註11）總之，宗教是人不成熟的幻想投射。（註12）

不成熟的孩子所需要的，就是長大、拋下自欺欺人的幻象（這邊可見尼采的影子），然後誠實地面對自己。

對尼采與弗洛伊德來說，基督徒持續地認罪，根本是精神有問題，因為他們用自己建構出來的、高及諸天的德性來自我要求，辦不到時就以此折磨自己，不斷跟幻想出來的上帝認罪。（註13）

佛洛依德留給我們的挑戰是：我們所信的，會不會還真的不是聖經中的上帝，而只是我們基於自己的價值觀或渴望，想像出來的一位神明？事實上，在許多次的查經帶領中，我目睹基督徒們如何因為仔細考察聖經，從而發覺自己需要修正對上帝的認識。

結語

在此，概述一下3位思想家在本文中的聲音：

1. 達爾文：生命沒有被賦予內建的目的。

2. 尼采：你不相信上帝是對的，不過你要自己尋找人生的意義，這才是超人！

3. 佛洛依德：你不敢獨立闖蕩人生，是因為你是嬰兒，快快長大吧！

有趣的是，尼采與佛洛依德的部分思想，被兩位已故的基督教思想家所認同。

關於尼采，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 1950-2023）曾在一篇文章《尼采是對的》（Nietzsche Was Right）中指出，尼采正確地觀察到許多被今天普遍被接受的價值，如人的權利與尊嚴、貧窮軟弱者的價值、關照所有的人，等，都是源自基督教。在一篇2022年的臉書貼文（註14）中，凱勒說道：

“多數西方人到底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價值觀其實是來自基督教？所以按理，他們應該放棄他們繼承的這些價值，因為他們目前的現實觀（無神論）跟他們的道德觀（就是指價值觀）不一致。”（註15）

簡單來說，既然這些人不再相信上帝，就不應該繼續持守基督教帶給世界的價值觀。

尼采的超人有一特色，就是願意不斷超越自己；這對無神論來說，就是要放棄繼承來自基督教的價值。但對認真信奉基督信仰之人，正應該有這不斷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特色，持續在真理中靠聖靈自我修正。

至於佛洛依德，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盧雲（Henri Nouwen, 1932-1996）認為佛洛依德本末倒置，不是人投射父子關係造神，而是人間父親是天上父親的縮影。

然而，盧雲順著佛洛依德的批判提到：“對許多來人說，信仰的意義並不比佛洛依德發現的豐富。”確實，許多基督徒所信靠的上帝，可能並不是那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華”，而是某種想像力的成品。

不可否認，許多信仰前輩熟讀這些非基督徒思想家的著作，但他們的信仰沒有因此被擊垮，反而經過這些有建設性的挑戰、越煉越精、更加穩固。

縱然我們不完全同意這些思想家的世界觀，但我們仍可透過他們，理解許多非基督徒的世界觀究竟從何而來，同時捫心自問：

我是否經得起他們的信仰詰問？我的人生是否有從上帝領受的目的？我是否勇敢地面對自己與上帝的真貌，而非自欺欺人或幻想一位不會挑戰我們生命的上帝？

註：

1.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3 vols. (London： Murray, 1887), Vol. I, 304.

2. 當然，達爾文反對這觀點的演化論，見Sara Maitland, A Big-enough God： Artful Theology (London: Mowbray, 1994), 85-86.

3.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secularization” in P. Harri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0.

4. Carl R. Trueman,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 (Crossway, 2020). 186-187.

5. 也因此“進化論”不是個精確的稱呼，進化意味有被設定出來的理想、終點，但達爾文的學說不支持這點。

6. Jiexia Elisa Zhai and Robert D. Woodberry, “Religion and Educational Ideal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50, no. 2 (2011): 307–27.

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74), § 108 (167).

8.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 125 (181-182).

9. 參尼采，《道德的家譜》（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特別是第一部（First Treatise）。

10. Trueman,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171.

11. 參他的《幻象之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2. 關於他著名的心理理論“拭父”與宗教的創意關連，可見他的《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在此不談。

13. Wolfhart Pannenberg,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Sacramental Communit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84), 18-19.

14. 擷取自凱勒官方臉書帳號（Timothy Keller），該文發於2022年12月8日，擷取於2023年5月22日。

15. 括號補述是作者所加上。感謝好友詹恩賜幫助我理解凱勒這方面的思想。

作者畢業於中華福音神學院、普林斯頓神學院，原台灣康華禮拜堂傳道，目前於牛津大學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