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傳道的來華宣教士 ——鍾愛華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16期

      有些人會以為,中國對于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敵視、逼迫、殺害等負面反應,都屬于十九世紀,而在世紀之交的義和團事件到達頂點。進入二十世紀後,宣教士應該可以告別悲情,得享天時地利人和的新環境吧!其實不然,二十世紀宣教士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絲毫不減于十九世紀。

        醫療傳道是宣教運動中最適合打先鋒的團隊,人們會質疑十字架的意義,但不會輕視手術刀帶來的益處。從馬禮遜以來,無數的醫療宣教士在中國對抗疾病,傳揚福 音。由于站在醫療最前線,接觸細菌病毒的機會較多,他們所犧牲的健康與性命,也特別令人感動。這一課我們透過鍾愛華(L. Nelson Bell, 1894-1973)醫生的雙手,來体會一個醫療宣教士,如何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為主而活。

一、握住球棒的手

         鍾愛華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一個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親都是敬虔的長老會信徒。從高中時代開始,他就是運動場上的一顆明星,尤其是擔任棒球隊的投手,擅長投變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倍受矚目。

         在他就讀維吉尼亞州醫學院時,有一支棒球隊的經理請他簽約加入球隊,他答應了,不過在合約中聲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賽,也獲得經理的諒解。一年多後,他面臨 進軍職棒大聯盟和完成醫學院學業之間的抉擇,結果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因為他學醫的動機就是為了成為醫療宣教士,這個在1911年底清楚臨到的呼召, 不容他在學醫的道路上半途而廢。

         二十世紀初年,美國的大學校園被海外宣教的風潮所籠罩,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大學生簽下願往海外宣教的誓約, “我們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號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學生自願海外宣教運動”(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成為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鍾愛華不但個人回應上帝的呼召,還擔任過全維吉尼亞州學生自願宣教團契的主席,鼓勵許多同學加入這個運動。

         1916年醫學院畢業後,正好美國長老會在中國淮陰清江浦的仁慈醫院需要人手,二十二歲的鍾愛華就帶著新婚的妻子,由美國西岸的西雅圖登船,經過十九天的航行,抵達上海,轉往清江浦,展開為期二十五年的醫療傳道生涯。

二、握住手術刀的手

          美國長老會在淮陰地區設立宣教站,始于1880年代,是由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牧師所開拓,他的女兒就是以描寫中國農村社會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S. Buck)女士。之後有家雅各(Jimmy Graham)牧師夫婦來到,他們也來自維吉尼亞州,後來成為鍾愛華亦父亦友最親密的同工。

         仁慈醫院創設于1890年代初,後來擴充到三百八十張病床,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長老會醫院,為蘇北稠密的農村人口提供質量並重的醫療服務。在鍾愛華來此前, 林嘉美(James Woods)醫生已經打下良好的基礎。鍾愛華年輕、浪漫、富有創意,與較年長的林嘉美難免會有衝突,但他們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閱讀偵探小說。

         當時蘇北廣大農村的頭號敵人,就是一種名為黑熱病(Kala-azar)的寄生蟲疾病,致死率相當高,而且特效藥非常昂貴,非一般人家所能負擔。幸而有一位 富有的德州商人Benjamin Clayton,他一向支持鍾愛華在中國的事工,特地又為抗黑熱病的藥品奉獻巨額金錢,才使得鍾愛華可以在前線支撐下去。仁慈醫院成為全球治療黑熱病最成 功的醫院,這位德州愛主商人不啻是幕後的一大功臣。

         除黑熱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勢力就是土匪。擄人勒索的事件層出不窮,其中不乏肉票遭 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鍾愛華每次在處理這類的手術時,都不禁要為中國的動亂與苦難發出嘆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國傳教士遭到綁架,聞聲(John W. Vinson)牧師遇害,就是最令鍾愛華一家難過的個案。

         聞聲與鍾愛華同屬于美國長老會,1931年深秋下鄉訪視教會時,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謂的“洋票”。不久後,這股土匪挾持著人質撤退,年長的聞聲牧師因為剛動過手術行動緩慢,土匪因此就將他射殺後斬首。

         另一位美國長老會的海侔登(E. H. Hamilton)牧師在得知這個惡耗後,回到駐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十五分鐘就寫下一首名叫“懼怕?有何可怕?”(Afraid? Of What?)的詩。這首詩傳頌一時,後來又安慰了許多面臨危險的基督徒。

         更難得的是在九年後,聞聲牧師的一對雙胞胎兒子,在美國畢業後同時回到中國事奉,其中學醫的弟弟加入仁慈醫院的行列,成為鍾愛華得力的同工。回到親人流血的地方,繼續以愛心來澆灌福音的硬土,這正是無數來華宣教士的生命見證,也就是海侔登那首短詩最後一節所描寫的情況:

懼怕什麼?
生所未成,以死成全
剛硬石地,用血澆灌
使靈生長,如花千萬
有何可怕?

          鍾愛華在仁慈醫院服務二十五年,中間經歷過1927年嚴重的排外風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淪陷于日軍手中,然而這些風波與動亂都沒有將他嚇跑。尤其是在日 本軍刀的威脅下,他與家人不顧美國政府的警告,自願留在清江浦服務,更顯明他對上帝的信心,以及願與中國人民同受苦難的愛心。

         仁慈醫院並未消失,她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醫院的前身,2002年該院慶祝建院一百一十週年時,有十幾位來自美國的客人出席,他們都是當年宣教士的子孫,鍾愛華的大女兒、已經八十多歲的蘿沙(Rosa Montgomery)也出席了這場盛會。至于2000年落成的淮陰教會新建教堂,約有四千個座位,牆上也有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鍾愛華醫生服務于仁 慈醫院廿五年,1916-1941,他與家人對中國人民及中國基督徒的愛,永遠值得紀念。”

三、握住筆桿的手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許多宣教士紛紛離去,鍾愛華一家,除了較大的兩個女兒已回美國讀書外,夫妻倆帶著剩下的小女兒和兒子,選擇回仁慈醫院服務,帶給淮 陰人民極大的鼓舞。直到清江浦淪陷于日軍手中一年多後,鍾愛華研判太平洋戰爭不可避免,加上鍾夫人身体亟需調養,才在1941年五月間舉家返美。幾個月 後,珍珠港事變爆發,鍾家再回中國的路也隨之消失在烽火煙硝中。

         回到美國後,鍾愛華除了在家鄉行醫外,也迎向另一場屬靈的戰爭。他憂心所 謂的自由主義神學正在腐蝕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創辦一份名為“南方長老會”(Southern Presbyterian Journal)的期刊,高舉聖經權威,維護純正信仰,影響所及,遠超出宗派範圍之外。接著,從1956到1973年,鍾愛華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層樓,擔 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的執行編輯,力抗自由主義神學,發揮導正糾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動手術一樣,精簡暢達,一針見血,極受各方重視。

         1943 年八月,鍾愛華的二女兒路得(Ruth)嫁給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從此,也為鍾愛華增添一個光榮的身分與一份沉重的服事。隨著葛理翰佈道大會的規模越辦越大,行程越來越多,鍾愛華的支持與意見也越來 越受到女婿的重視。葛理翰曾說:“我想上帝給我路得,是要讓我得到鍾愛華這位岳父。”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卻也透露出女婿對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四、握住上帝的手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四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 可圈可點,精采無比。我們不禁要問:鍾愛華成功的秘訣在哪裡?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緊握上帝的手,順從上帝的引導,因此沒有走錯。他最喜歡也最常引用 的經文就是: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單從在華的二十五年來看,鍾愛華就多次面臨留下與撤走的抉擇,而他每一次都順從上帝的引導,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後看來,他每次都作了最合適的 抉擇。1937年在人看來該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經歷到傳福音的大豐收。1941年在人看來該留,但上帝讓他離去,因而他們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變後 被關進日軍集中營的折磨。

         1973與1974年鍾愛華與鍾夫人相繼去世,1975年十月葛理翰夫婦到台北主持佈道大會,當記者問葛夫人在 台灣有什麼私事要辦時,她說要去花蓮(在台灣東部)訂兩塊大理石,寄回美國作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四人連袂回到清江浦尋根訪舊,每人從故居帶回兩 塊磚頭作為紀念。愛華情深,代代傳承。

          1971年鍾愛華的傳記《一個在中國的洋鬼子》(A Foreign Devil in China)出版,由英國著名傳記作家蒲樂克執筆。將來若有人將這本傳記譯成中文,我建議書名不要直譯,而要更動一個字,譯為《一個愛中國的洋鬼子》,那就更為傳神了。
參考資料:

1.蒲樂克(John Pollock)著,A Foreign Devil in China,1971

2.鍾路得(Ruth Bell Graham)著,It’s My Turn,1982

3.阮若荷著,《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基督書院,2001

作者長期從事教會歷史研究,現任教于台灣中原大學。
本文選自中國學人培訓材料中的《來華宣教士略傳》。歡迎向本社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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