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4.08.14

王敏俐

美国德州巨型教会天门教会（Gateway Church）创立于2000年，拥有10几个分堂，每周出席主日人数约有10万人。其创会与主任牧师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被指控在1982年起，猥亵一名12岁女童数年，直到2024年6月18日，才因此宣布辞去教会职务。

事实上，历年来教会的性侵案件层出不穷。2015年的电影《惊爆焦点》（Spotlight），讲述《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于2001年揭发天主教会在波士顿性侵儿童的丑闻，并赢得了2003年普立兹公众服务奖的真实故事。

在《惊爆焦点》中，有一句非常值得省思的对白：“如果养一个孩子要全村的力量，那么摧毁一个孩子也是因为全村的共谋。”（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由此来看，在一个社群里，性骚扰与性侵等议题中，很有可能并不只有受害者与施害者两方；整个社群如何面对与处理，也成了止住伤害，缠裹伤口的重要关键。

不论是天门教会的性侵事件，或是揭发的神父性侵事件，我们都不难发现，在与当事人密切互动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知道其性骚扰、性侵的行为，却为了表面的和谐、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或因为在信仰上的盲从，形塑出一种共同的沉默。

教会内部层出不穷的性侵包庇事件，是否也凸显出教会的结构性问题？集体的沉默，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暴力？

权柄滥用与结构性暴力

“结构性暴力”是挪威社会学家，和平学主要创始者约翰‧加尔通（Johan Vincent Galtung ，1930-2024。编注）在论文《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中提出的。

他把政治排除、贫富差异、种族文化偏见与社会不公义等结构性问题，定义为暴力的一种类型。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出发，加尔通将暴力作为和平的对立面进行论述。并在论述中，扩大并延伸了暴力定义的内涵，提出暴力可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注1）

“直接暴力”如同字面上的意义，指直接造成肉体或心理伤害的作为。“文化暴力”是加尔通从结构暴力中抽离出的一个概念，借着依靠对文化、教育、以及媒体上的控制，当权者得以主导意义的诠释权，并为是非对错重新立下规范。

王春安博士在他的著作《小心教牧权柄》中，也提到了在教会文化中类似的概念。他在书中重新厘清“属灵误用”一词：一个“属灵人物”在功能失调的属灵系统内，为了个人的利益，误用了他属灵的权能。

“属灵误用”有两个元素：误用权力的领导者，以及功能失调的系统。在一个失调的系统之中，误用权力的领导者企图通过宗教的操作，去利用那些原是要被他们建造及服务的人，来达到个人想实现的目的。（注2）

误用权力的教牧领袖，往往是与一个功能失调的教会或信仰群体，比集之间交互影响而产生的恶性循环。

王春安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到，一个功能失调的信仰体系，甚至会花费相当庞大的精力，试图去忽视成瘾领袖的异常功能状况，以致教会中的一些角色，成了这个误用权力领袖的帮凶：当一些权力误用的领袖，开始成为辖制和牺牲会友的施害者时，通常会有一些主动帮助施害者维持权力及职位的共犯——这些促成者允许迫害的发生。（注3）

校园团契中的MeToo

2016年至2017年间，发生在台湾的校园团契荣誉领袖性骚扰事件，曾经在台湾的基督教界引起一阵哗然。2023年一位受害者在《独立评论》分享自己痛苦走过的心路历程：

“当年我与其他受害者共同发起行动、要求校园团契公开说明，以避免有下一个受害者。然而，校园团契与饶牧师声称饶太太身体不好，拖延并拒绝公开；受害女生却必须咽下自己的伤痛。”

“精神领袖犯下这么大的罪行，也造成校园团契内部不同的压力与声音。2017年12月，当时的董事长得知此事，开始介入处理，方式为：要求受害者以大局为重，顾虑饶家情况，避免影响大楼奉献……

“另一主责撰写牧函的C姓董事，与我碰面时曾表达：‘要依据圣经要有两、三个见证的原则来处理此事’，来回复为何在第一个受害者申诉过后这么久，现在因为收到更多受害者提供证据，才有进一步的处理。”（注4）

教会与信仰群体，该如何面对这一个隐藏于群体结构里的困境？除了交给司法机制来处理整个流程之外，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该如何陪伴受害者走出伤痛，陪伴施虐者真实的悔改，面对生命的困境，并经历上帝的医治？

创伤后的修复式对话

心理创伤研究先驱、哈佛大学精神医学荣誉教授茱蒂丝‧赫曼（Judith Herman）在《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提出，在经历身心灵的创伤之后，受害者需要经过3个阶段的创伤治疗过程：重新恢复安全感、慢慢重建与人的信任关系；一个完整回顾与哀悼所经历的痛苦的机会；重新和自己以及所在的社群建立连结。

赫曼认为，一旦大众承认某人确实受到伤害，社群就必须采取行动，追究造成伤害的责任归属，并弥补伤害。社会的肯定与弥补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幸存者对秩序与正义的信心。（注5）

师承哈伯马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艾克索．霍内特（Axel Honneth）在《为认同与接纳奋斗：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中提出：

“修复式正义认为犯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正义需由加害者、被害者、社区大众一起参与并努力将错误更正，因此要求加害者要有所反省，了解其对被害人所造成伤害的同理，并能对被害者道歉，为其犯行负责。”（注6）

而受害者在主体、法律、社会三重层次的修复与重整，便是修复式正义的核心目的。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修复式正义即是，在双方和解的沟通过程中，给予受害者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在一个安全、受到司法保护与社群接纳的处境中，陈述、分享与整理；施害者也可以有一个机会，真实地摊开自己的罪行、认识到自己的罪并悔改。

司法的强制、社会的压力，可能会使施害者内心产生罪恶感，但是真实的悔改，是经历到罪的的可怕与代价之后，在上帝恩典中的察觉与醒悟。

罪恶感与罪的醒悟并不相同

以基督信仰来思考的修复性正义，处理的是当事人与上帝、与人、与社群的关系。罪是破坏关系的首因，真实的面对罪与悔改是修复性正义的关键。然而罪与罪恶感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对罪的感知就是感知自己生命的内在深处有深刻的、故意的错误，罪就是灵魂最根本的邪恶与疾病，严重的罪就是精神的死亡；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就是了解自己不仅在道德上、也在精神上也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注8）

灵修学者牟敦认为，相较于灵性上的死亡，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死亡，较有罪恶感的意味：因为违反法律，我理当在司法范畴中去承受当受的责罚；但灵性上的死亡，却是感知到自己已经因着内在完全的错误而远离真理——因着自私而远离爱，在罪的迷失中走向虚无、扭曲且错误地坚持，远离上帝的真理。牟敦继而论述，相较于面对罪的觉察与醒悟，罪恶感则是被动地因为来自外界与社群所给予的压力而产生。（注7）

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不当行为会导致外界给予他什么样的眼光与对待时，焦虑与不安便油然而生。当施害者想到别人相信自己是错的时候，便有罪恶感，但是若施害者明白自己对他者造成的伤害与破碎时，在修复性正义的过程中，自己的思维、动机与行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经历的，也许将不只是道德规范所加诸在他身上的罪恶感，而是更真实的体认到罪的本质。

修复式正义

在修复式正义的过程中，信仰群体在修复式的对话中，扮演着关键而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个以上帝和圣经为中心的信仰团体，应当鼓励团体内更多受害者出面指认，让团体内的信仰处置与团体外的司法流程，并进而不会被掩盖。同时，信仰团体的负责人（假设非为加害人）应该有正式具体的作为，即早避免疑似加害人与疑似受害人的接触，保护两者的隐私，也要能避免新增不知情的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信仰团体应该给予受害者正向的支持，而非冷漠回应；创造彼此接纳的环境以互相学习提醒。（注8）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实践的过程，却是陪伴双方经历医治之路的必要途径。

然而，修复式正义是一种理想，还是一个实践上的可能？关于修复正义的实践，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 TRC）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个案。

1995 年 1 月 24 日，南非公布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该法案提议由 11-17 名独立人士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1995 年 11 月 29 日，南非政府宣布组成 TRC，并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屠图（Desmond Mpilo Tutu, 1931-2021）担任委员会主席。

TRC 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从冲突、不正义、镇压、剥削等环境，转化到尊重人权的民主宪政体制，必须要坦然而真诚的面对过往的历史。面对过去权力的滥用与无法掩盖的恶行，也有许多曾参与暴行的南非白人，选择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经历被饶恕的自由。

实践修复式正义，是一条漫长而辛苦的道路。但是施暴者是否真的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悔改，受害者是否能够在心灵深处经历真正的释放与饶恕，则是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工作。

教会成为陪伴者

面对隐藏在台面之下的教会性侵，基督徒应该更敏锐于如何去做适恰而公正的回应：一旦大众承认某人确实受到伤害，社群就必须采取行动，追究造成伤害的责任归属，并弥补伤害。

社会的肯定与弥补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幸存者对秩序与正义的信心。而教会与信仰群体，则可以在其中扮演陪伴与支援的角色，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践行修复式正义。 

牧者与同工需要学习借着修复式的对话，来解构既定的社群文化暴力，也重整或重建受害者的自信（Self-confidence）、自我主体性的尊重（self-respect）以及自我价值（self-esteem）。在这个跌跌撞撞，充满争议，实践起来几乎不可能的过程中，陪伴经历上帝的医治。

也盼望施害者也得到一个机会，在修复式对话的过程中，自己的思维、动机与行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经历的，也许将不只是道德规范所加诸在他身上的罪恶感，而是更真实的体认到罪的本质，并来到上帝面前经历悔改与更新。

注：

1.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Issue 3, (1969), 167-191.

2.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台湾新北：圣经资源中心，2013），119。

3. 王春安，128。

4. 台大校园福音团契毕业生，《不只#MeToo，更要司法正义：身为宗教权势猥亵幸存者，我们如何走过困境、达到刑事胜诉？》，《独立评论》，2023-06-27。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779

5. 茱蒂丝‧赫曼（Herman, Judith），《创伤与复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幸存者的绝望及重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施宏达、陈文琪、向淑容译（新北市：左岸文化，2023），223-299。

6.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195.

7. 多玛斯‧牟敦（Merton, Thomas），《隐修士牟敦悟禅：心灵的苏醒》（The Inner Experience: Notes on Contemplation），刘宏信译（台北：启示， 2004）， 215-216。

8. 王道维，《上主岂会遗忘？宗教团体中Metoo的困境》，《风传媒》，2023-07-09。https://www.storm.mg/article/4825523?mode=whole.

作者曾留学德国。现为台北卫理神学院神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