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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教會史話(34): 景教來華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40期        從“以弗所會議”(431年)與“迦克墩會議”(451 年)之後,《迦克墩信經》成為主基督教會的正統信仰告白。在羅馬與西方教會,利歐主教的《大卷》是蓋棺論定的正統信仰;但是東方教會仍然處於暗潮洶湧的光 景。羅馬皇帝規定:帝國全境的各教會都必須遵守《迦克墩信經》。所以,被“大公教會”定為異端的“聶斯多留派”在羅馬帝國無法生存,於是領袖帶領信徒東 遷,在兩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與“波斯帝國”,凝聚勢力形成中心。 聶斯多留派的發展           主後433年“亞歷山大派”與“安提阿派”簽署“複和條款”,以結束東方教會在“以弗所會議”之後的分裂狀態。當時不少敍利亞的主教,不願定罪聶氏,就越過 羅馬帝國邊界,來到波斯。波斯當地已經有許多基督徒社區。聶氏教派的思想訓練基地,是鄰近帝國邊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學院”,依照提阿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聶氏的老師)的神學路線辦學,頗具影響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學院。           當457年衣巴斯過世之後,繼任的主教是嚴守《迦克墩信經》者。艾狄撒神學院,失去了靠山,就遷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後來,此神學院成為聶 斯多留派的大本營,訓練門生在“波斯帝國”大展宏圖。波斯諸王因政治目的(對抗康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支持聶派,波斯成為聶派的地盤。他們於498年召開 會議,正式切斷與大公教會的關係。雖然對方稱他們為“聶派”,他們稱自己為“在東方的教會”(Church in the East)或“亞述(迦勒底)教會”(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為崇拜語言使用亞述文。           聶氏教派積極訓練差派宣教士向各地傳教。其宣教範圍廣泛,教區林立,涵蓋中亞全境(即中國所稱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遠赴阿拉伯,印度,韃靼,中國等地傳 教。根據傳說,韃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紀時,有一位王歸信聶派,也承擔長老聖職,被稱為“約翰長老王”,引起西方教會的關注。印度的多馬派教會,據說是使 徒多馬進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會,顯然他們後來依附了聶派,因為他們的傳統敬奉提阿多與聶氏,並且採用亞述教會崇拜方式。          好景不長,後來回 教興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聶派在回教政府統治之下受到寬容,因為教主莫汗默德曾經受到聶派教士的幫助。聶派借著納重稅而獲許存在,受逼迫時期較 少,仍然持續興旺。聶派領袖,後來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聶派學者將希臘科學哲學文獻,傳遞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蘭文化在中世紀的發展。           後來“蒙古帝國”興起擴張,聶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統治,先是受到禮遇,不少蒙古人歸信;後來,蒙古統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歸信回教,除滅其他宗教, 聶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紀末期幾乎被掃除淨盡。殘餘會眾逃難至庫德族山區與亞美尼亞,持續到現今。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驅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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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宣教札記之十:關係,關係

末雁 本文原刊於《舉目》15期 --《約翰壹書》4:7-8 一位西國宣教士到了中國,常聽到一 句對話:“對不起”、“沒有關係。”他暗暗琢磨:沒有,是否定的意思;關係是什麼呢?一定是重要、要緊的意思了。一天,他與中國同工下鄉,走過一座獨木橋 時不慎入水。他急中生智,大聲向中國同工呼救:“關係!關係!”這位老外真是一語道破在中國生存的機關。 在大陸,人們生活在一個無形的,卻又分分秒秒在運作的關係網路中。人與事的關係,常透過人與人的關係來解決。“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這句話在那裡執行得最徹底。有了“關係”,就上了Freeway(高速公路);沒有“關係”,那麼就在“曠野”慢慢繞吧。         我們都是“空降兵”,進入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朋友,更沒有關係,真是寸步難行。這時,不免懷念起在美國的方便:許多事只要撥一通電話就可以,甚至不用跟人說話,照指示選擇1,2,3,就行,現在更是簡單,上網!我們與高科技很有“關係”,漸漸失去了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在這裡,從局長到村長,從飯店招待到菜場賣豆腐的,都要面對面建立關係。學習上這種“關係網路”不簡單。在我們住的那個小城的銀行開戶,要站在櫃檯前微笑著解釋幾個小時,才拿到一個帳號。幾個月後,我知道我與這家銀行已有了好關係,因為取款時可以選擇需要的票面。         我們有許多事工要做,按這個進度建立關係太慢太累了。我一定要想出辦法來。八十年代中國女排制勝秘訣--短平快,給了我啟發。我開始用這套打球的戰術來“打 關係”。短,就是走捷徑。聯繫工作時說:我是某某的二姨的同學的朋友介紹的,遠比拿出一張自己的名片奏效。平,君子之交淡如水。關係不能太近,因為自知生 命還經不起細看;也不能太深,因為感情太脆弱,怕受傷。快,濃縮時間。         有一位當地的英語老師,已經來我們的英語培訓班學習了兩期,我決定要多認識她,好與她分享主的愛。那天,我去她學校探訪。她說:“顧老師,知道您要來,我已經兩三天沒睡好了。”我心裡想: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不必那麼激動吧。         我坐在教室最後一排聽她上課。還不到15分鐘,她的臉色變得像一張白紙,在講臺前嘔吐起來。她搖搖晃晃走到後排,一屁股坐在學生的長條凳上喘氣。我連忙問: “您怎麼了?哪裡不舒服?”她痛苦地抬起頭,向我擺擺手。我突然明白她的意思:一,我不要緊。二,Bye-bye(再見)。當時能給她最大的幫助就是,趕 緊離開以減緩她的緊張。她實在還沒有準備好與我建立進一步的關係。是我太心急了。         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我才能認識自己。雖然“打通”了許多關係,也 完成了事工,但卻被世俗的關係網網住了,自己的靈命也被慢慢侵蝕了,這又有什麼益處呢?建立關係的智慧由神而來。不認識神,與神沒有好關係,就不能與人有健康的關係。主耶穌道成肉身,住在世上,與各樣的人建立關係,是為了我們得永生的福分。         建立關係是為了建立人,透過關係是為了能把愛傾倒給對方。而我,在工場上與人建立關係的目的,常常是把做成一件事放在第一位,當然,就沒有辦法與當地人建立長久的、深入的、真誠的關係。         神學家巴刻也曾說過:“我們躲開那些要求自己付出太多的人際關係”。當我再次仰望被掛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時,明白了是祂用自己的身体與我們建立關係,也用自 己的血建立了我們與父神的關係,因為建立存留到永遠的關係,是要付出代價的。感謝主,只要我與主還有關係,就有盼望,就能重新學習在主的愛中與人建立關 係,在愛中發展關係,在愛中更新關係。 作者原住上海,後移居美國,曾在大陸邊遠地區參加扶貧工作,現在神學院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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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選介

《神蹟千里》譯後

張玫珊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老大的中國正痛苦地要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竟發生了令舉世震驚的庚子年“義和團”事件。根據教會和西方差會的歷史記錄,於動亂中約有四萬九千名中國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駐華差會中,以“中國內地會”的損失為最大──犧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創立於1865年的“中國內地會”,是英國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當時僅有的十英鎊為第一筆奉獻基金而開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國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鎊,我願意為中國完全獻給神;我若有一千條生命,我也願意為了中國完全獻給神。”由於痛感遠在中國內地省份的數萬萬百姓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他為“中國內地會”的第一個禱告,就是求神預備“二十四位幹練、願意奉獻的同工”,以便兩人一組,分別去到當時中國內地每一個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開始拓荒的工作。           時至1900年,“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已從當初的戴德生一人,發展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國本地同工),分佈於中國十五個省份,仍堅持其創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內陸、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穿中國衣服、學說中文,長住當地,特別要將基督的福音帶給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觸到福音的民眾。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註一),就是這批前仆後繼的福音使者之一。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在本國任牧職九年,於1896年離開英國到中國,加入“中國內地會”,被派駐當時的山西省潞安府,協助“劍橋七傑”(註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於當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則於一年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到中國與丈夫團聚。            不料才三年,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地區迅速蔓延,嚴重威脅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著各種危險,在1900年那格外炎熱的夏季,帶著重孕在身的妻子舉家逃難。           最初的計劃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區;然而,歷經難以言傳的艱辛跋涉,沿途不斷遭到群情沸騰之暴民的圍堵威脅,好不容易來到直隸省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帶暴亂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本寸步難行,只得再次冒險,經過許多磨難,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後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勢,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離當時由毓賢(後有“山西屠夫”之稱)所管制的山西,經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擔驚受怕、忍饑捱渴、與乞丐為伍,並多次被搜身、奪去一切所有,隨時準備受死;甚至有兩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剝去衣衫,赤身露体,當眾受辱……           當Glover先生帶著奄奄一息的妻小終於到達了漢口,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怎麼可能活著走過來:“不可能的事難道竟成了事實?神真已將我們從死亡的閘門中救拔出來,將我們的千里險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這段逃難敘事,原由倖存的當事人寫於二十世紀初,講的是當時剛發生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真人真事。而今,一個世紀之後,為了要把這本英文記錄“還原”到中國當年的處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為這本書搭起一個歷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關的歷史圖文資料時,真像在看舊報紙,深感那個年代實在距我們不遠。閱讀當初流傳下來的各種個人日誌信柬雜抄,還有後世學者們《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之類的書,於我彷彿是一小趟“尋根”之旅,從地理形勢、到民生經濟,從歷史傳統、到人文風貌……探訪了一百多年前的華北,甚至到了魯西南──我父親回憶中的故鄉。其間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貧瘠土地上經常鬧饑荒的農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辭萬里來到中國,為了要將那超越苦難的“福音”傳給當時看不見任何盼望的中國百姓,卻被捲入一場不由分說的暴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