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呂沛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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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後64年“羅馬城大火”之後，基督教會已經被公開點名為“異端邪教”，政府隨時可以找個理由鎮壓逼迫。革利免在其書中特別提到：彼得與保羅，兩位使徒都在羅馬城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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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會的基督徒，承襲舊約聖徒的信念：“聖約子民 團體”在日常生活每一方面，都要活在神面前過敬虔生活。他們不認為“聖約生活”只侷限於正式聚會與敬拜禮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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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從復活的救主耶穌領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使萬民作主門徒（《太》28：19-20）。正如《使徒行傳》所記，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傳到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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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中的禁慾靈修，是以“修道主義Monasticism”的型式出現。“修道”是指：為了專心靈修親近神，禁慾抵擋世界的誘惑，而長期退隱，與世隔絕或脫離世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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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早期教會的信仰生活，在當時羅馬帝國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的。凡是不抹黑誣陷基督徒的人們，都承認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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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皇帝尤斯丁尼（Justinian）在553年在康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五次大公會議”，想要贏回“一性派（Monophysites）”（主張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性）的民心。雖然尤斯丁尼脅迫羅馬主教 認同此“第五次大公會議”的決議，但是卻造成了西方教會內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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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克墩大公會議（451年）之後，《迦克墩信經》成為羅馬帝國內教會的信仰準則。對於西部教會來說，以羅馬主教利歐的《大卷》為依據的信經，當然是無可置疑的正統教義。然而在帝國東部的教會，仍處於紛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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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派在中國取名為“景教”的原因，乃是“真常之 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碑文）。唐朝當時對外來宗教，都歡迎優待；對待景教，更是如此。朝廷禮遇阿羅本，唐高宗封其為“鎮國大法王”， 在各州建立景寺。景教在歷任皇帝的愛護之下，迅速發展，景教碑文記述“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其興盛狀況，招來佛教道教的嫉妒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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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皇帝提爾多修二世，於主後431年的五旬節，在以 弗所召開《第三次大公會議》，目的是要解決“聶斯多留派之爭”。由於康士坦丁堡主教聶氏對於主基督神人二性的看法，幾乎到了“神人兩位格”的地步，招致亞 歷山大主教屈利羅的嚴厲反對。屈氏獲得羅馬主教克力斯丁的支持，然而聶氏有安提阿主教約翰的撐腰。皇帝看到東方教會陷於分裂之際，盼望藉著“以弗所會議” 能平息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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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於主後430年離世，所留下的著作存留至今，其數量之多，無任何古代作家可與之相比。他對當代以及後代的西方世界，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他在書信中，曾說自己是“邊學邊寫，邊寫邊學”的人。他敬虔地研究聖經，針對當時教會的需要，著書立說，實為一代忠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