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城市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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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在安徽教會與河南教會那裡，則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會則自然有地利的驕傲。 當教會領袖聚會的時候，筆者提到了社會文化對教會連結的阻礙，結果立即聽到本地教會的領袖談60年代“自然災害”時期，外地人湧入本地造成的傷害（衛生問題啊，偷竊啊，等等）。 可是，筆者不禁要問：我們不都信主了嗎？兩下之間的牆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嗎？為什麼同在A城的教會裡面，卻還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們不都是罪人嗎？誰又比誰更低呢？在信主以後，我們不都是上帝的兒女嗎？誰又比誰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會與外地人的教會，都不能彼此連接的話，如果我們的生命，不能突破塵世的地域文化隔閡的話，誰又會相信天國的超越性呢？ 每一個來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請來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個來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福音對象，不向他們傳揚福音，我們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瀆職罪。 影響寓於回應中 不過，好在已經有安徽的團隊，有意識、有計劃地向本地人傳福音。還有一家溫州教會，走出了原有的教會系統，開展不限於溫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該教會的成員的構成，是溫州人與本地人各占一半。這是以它地教會資源開闢本地事工的另一種方式。 不僅是A城，在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每一個城市的教會，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不能回應這一挑戰，教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但挑戰就是機遇，教會對新型都市文化的影響力，就寓於對挑戰的回應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蕩下，各種社會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憑藉屬天的淵源，教會能夠先行將不同地緣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為屬靈生命共同體，就可以為世界提供榜樣。 B城再遊：深化教會生命，實化教會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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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聽一個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說，在上世紀80年代，她想去當地的一個家庭教會瞭解情況，結果發現她得先找“介紹人”，不然根本進不去任何家庭教會。去參加聚會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車後，一個信徒帶著她走了半個小時才進 到一個住宅樓中，在一個門窗緊閉的屋中參加了一個小群體的團契活動。敬拜結束後，她回到來的那個車站，發現不過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劉同蘇牧師去年去北京大鐘寺附近的華傑寫字樓，參加守望教會的敬拜時，在城鐵上遇到一個前來參加敬拜的年輕人，他的手裡拿著從該教會網站上抄來的地址。劉牧師在文章中感歎，或許教會這樣把自己公開出來，更接近聖經上所說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幾點特徵 第一、進入更具公開空間的寫字樓 對比上述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說明，教會所處的整體外在環境，正在向開放、寬容這樣的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家庭教會自身在發生變化。 可以看到的表現就是，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聚會人數在增加，有更多的教會從住宅樓中出來，搬進了更具有社會共同空間性質的寫字樓中——在這個意義上，確認 家庭教會的主要標誌，已經不再是“以住家為聚會場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及神學立場。 家庭教會在整體走向公開化，很多家庭教 會的大門，都不同程度地向社會開放。這表明，無論是教會的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都漸漸戰勝了過去半個世紀之政治壓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懼，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開始以群體，而不是以以往的個體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個社群，當群體中的燈越來越亮的時候，這個山上的城，就是無法隱藏起來的城。 第二、 向堂會型教會的轉型 達到一定規模、搬進寫字樓的家庭教會，常常經歷一種“轉型”，即從過去的團契型教會，轉為有一定建制的堂會型教會。 1. “聯邦”式教會的瓶頸 所謂團契型教會，是指由多個小團契（或小教會），構成的“聯邦” 或“邦聯”式教會或教會系統。這些小團契（或小教會），人數不多，構成形式基本一樣，無論從功能或是建制上，都還不足以承擔一個完整教會當承擔的多個方面 的責任，如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只能達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組查經。這樣構成的“聯邦”或 “邦聯”式的教會，因為缺少整合的機制，同樣無法發揮一個完整教會所當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就以守望教會來說，2005年之前，這個教會基 本上是由12個團契構成的 “聯邦”形式的教會。每個團契的事務由團契帶領人決定，而涉及多個團契的共同事項，則由這些帶領人組成的教會同工會來決定。主日敬拜在各團契進行，由團契 帶領人邀請人參加，並受教會調度；各團契收取的奉獻，交由教會統一使用；退修及神學培訓，由教會統一安排…… 這種模式，在守望教會發展的初期是很有效的。其優點是，任何團契的人數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可以按照教會的安排，自動分出新的團契，使團契始終保持著較小的規模（一般五六十人），成員間有較緊密的關係。 同時，由於不斷需要任命新的、能夠獨當一面的團契帶領人，所以團契必須努力鍛煉、培養新的同工，教會因此不斷有新的同工起來。 但這種教會形式的發展，在達到12個團契的時候，遇到了瓶頸。 這個發展瓶頸的最直接表現就是，所有同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主日講道上。因為有12個團契，每個主日就需要安排12人次的講道。也就是說，在教會牧師及外請講員之外，每個同工每月還需講道2-4次。 在團契的其他事務方面，除主日敬拜外，各個團契力所能及的，只有小組查經。因為靠各團契量力而行，所以效果參差不齊。至於成人及兒童主日學，基本上不成系統，更不用說神學教育、教會刊物，或者網站等事工了。 由於各團契獨立聚會，教會牧師只能關注到同工層面，各團契內的事務全靠團契帶領人。然而團契帶領人除講道、關懷及處理緊急事務外，基本上沒有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工中…… 2. 轉型，也走向公開和透明 到了這樣的瓶頸，想要發展新的團契已經非常困難了。因此，守望及一些教會開始走向整合，向著堂會型的教會轉型。其實這並不是刻意要追求大教會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困境後，尋求神的帶領，重新確定了教會的發展方向。 這裡所謂堂會型教會，是指已經有一定的教會建制，能夠在多個方面，如上述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多個方面承擔應有的責任、較為整全的教會。 這裡所說的教會建制，並不單純地指教會的章程（把其他教會的章程抄過來，不等於就完成了教會的建制過程）。一般地說，有了教會建制是指教會已經有了明確成文的信約、章程、教會紀律，以及與之相應的牧養體制、治理體制、事工體制及宣教體制等。 當然，僅僅有存於紙面的文字是不夠的，教會建制更深層的含義，是這些基要的觀念或精神，已經進入教會的運行中。無論是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層面，都因此形成了一種有意識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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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