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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緣由與意義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本文欲藉助有限的篇幅,簡略評述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產生的歷史條件,其生命傳統的傳承,在整個中國福音運動中的定位,現行與未來的基本走向,及其處理關鍵問題上的使命(註)。 一、反向貧困與內在充實──崛起的緣由            在上帝的計劃裡面,普遍啟示總是鋪墊著特殊啟示展開的場景。自1840年以來的整體文化轉型構成了中國福音運動興盛的客觀條件,同樣,都市化也構成了城市家 庭教會崛起的客觀條件。1990年以前,中國城市人口僅佔總人口的3%,而現今已經超過了35%。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至本世紀中葉,更會達到90%。農 村與城市不再是隔絕的兩個世界,城市文化主導著文化的所有領域,並且按照從大到小的傳播次序,由最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發散遍及全國。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飾款式,像高坡上逐級而下的流水,經由中等城市、縣鎮,進入鄉野村落;而鄉談村語裡夾雜的時髦思想範式,向上溯源,也總能在北京的前衛思想流派裡面,發現其最終淵源。           都市文化以無法抵擋的勢頭顛覆了中國傳統的農村文化。隨著都市化,出現了一種反向貧窮。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都市化,帶來了急遽增長的物質財富。而迅速擴大的 外在有形資財,反倒顯露了內在精神資源的貧乏。自近代以來就無法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中國文化、精神世界,現今更到了一無所有的境地,當然無法駕馭幾乎瞬間 爆發起來的巨大財富。            都市化造成的這種內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尋求。除了廣州的個例以外,“哪裡的都市文化繁榮,那裡的福音運動便興旺”,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規律。說到底,不是物質財富的發展奠定了福音傳播的基礎,而是有形發展所突顯出來的精神慘白,促成了對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卻無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觀環境,是信仰展開的場景,也是檢驗信仰力量的客觀尺度。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得益於都市 化的客觀條件,更是由於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傳統。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與前輩聖徒之生命實踐的基礎上,傳統家庭教會在面對專制主義的全面逼迫時,和 由於鎖國政策而被迫分離於普世大公教會的隔絕狀態下,以基督的“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活出了既能與中國文化接軌而又不被該文化之罪性所俘獲 的生命傳統。正是由於繼承了這一生命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夠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實在力量就是把握大眾。文化核心處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爭鳴的關鍵不是理論的交鋒,而是實際的生命影響力。光憑言說是說不出一種文化來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成就都是大眾活出來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於其對大眾生命的影響。            經由“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實踐,傳統家庭教會形成了敬虔主義與本土化的傳統。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戰之下,把握主流人群(“進入文化”),並提升主流人群(“召出來”)。這憑藉的不是理念與技術的優勢,而是能夠改變大眾生命的內在功力。             形式雖然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但發揮著重大的輔助作用。套一句老話,生命本質確定之後,形式就是決定因素。都市文化畢竟不同於鄉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處境裡面,表現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國的都市化得益於對國際社會的開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開放窗口。憑藉著城市先行開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會率先與普世的大公教會接軌,因而在教會 架構與神學思想方面,獲得了某種借鑑。城市家庭教會能夠較成功地回應都市化挑戰,其原因除了對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繼承以外,也是由於從普世大公教會傳統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家庭教會傳統與普世大公教會傳統的匯接點;藉由這個匯接點,中國家庭教會在外形上重新對接到(在生命本質上從未離開 過)普世大公教會的大家庭,並且由於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觀環境,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準備,與普世大公教會的連接,構成了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會就是,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挑戰之下,借鑑海外大公教會的生命形式,而於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家庭教會內部的新生的次傳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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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正確認識和處理家庭教會問題

劉澎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編者按: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近年來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委 託,對中國政教關係與家庭教會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於2008年11月,組織了國內首次學者與家庭教會的公開對話。本文作者劉澎,為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 所所長,即以此文討論政府應當如何更好地對待家庭教會,以及中國宗教政策的未來走向等問題。           本刊特轉載此文,供主內研究、參考、借鑒。感謝作者特別為本刊濃縮此文!            中國家庭教會問題由來已久,迄今尚未得到妥善處理。如何看待家庭教會的產生?如何看待家庭教會的性質?如何處理家庭教會問題?這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無法迴避、需要面對的問題。 一、 如何看待家庭教會的產生            關於家庭教會的成因,長期以來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八股說法,認為其因有三:第一,西方滲透說;第二,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落後說;第三,基層管理薄弱說。            這種說法被官方廣泛使用,被各種機構和學者廣泛採用,變成寫報告的程式,即使略有變化,也至多是在此基礎上,加點時代變遷、人口因素、各個地方的差異等等。           按照這種八股說法寫文章,無論什麼地方,只要談及家庭教會,問題尚未調查,結論早已確定。所以過去幾十年來,關於家庭教會的各種分析報告,五花八門、不可勝數,但談及產生的原因,卻千篇一律,不外乎是“八股加減湯”。            至於癥結究竟何在,為何數十年來,不管採用何種手段,家庭教會非但人數不減,反而越來越多?涉及此問題的文章多以八股應答,表面有條有理,實際空洞無物。久而久之,家庭教會成因問題,已成思維定勢;八股之風盛行,但對於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卻毫無意義。           筆者認為,中國家庭教會是多種因素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相互作用,並綜合反映在個體與群體上的結果。論及產生的原因,首先當推國家行為。在此一因素中,又有幾個具體方面: (一) 政治原因           1949年後,中國基督教的首要問題是反帝、愛國。中國基督教會甚至將自己命名為“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這意味著從建國起,中國基督教就走上了一條宗教政治化的道路。即宗教不僅是宗教,同時還要成為反帝愛國的工具,成為貫徹黨和政府政治路線的工具。           在這個指導思想下,教會內部搞了一系列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基督教裡面很多老牧師、神學家,如倪柝聲、王明道等中國教會內有影響的人物,都遭到了整肅。一 些來自基督教外圍組織青年會的人,則成了基督教領導。大批基督教人士中,堅持信仰為重的人沉下去了,熱衷搞政治的人升上來了。以宗教為目標的人,則在基督 教內被邊緣化,被排斥在各級教會權力之外。           被邊緣化、被排擠的這些人,因此而產生了離心力量,逐漸從基督教會的主流中游離出來。受他們影響的人,自發形成了鬆散的群體,這就是家庭教會最早的群眾基礎。           在基督教內進行的各項整肅與政治運動,初衷是想讓基督教跟黨走,但其結果卻是製造了離心力量,產生了極大的反作用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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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淺談家庭教會公開化 ——一個高校生的回應

思勤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2008年11月21日至22日,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與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舉辦關於家庭教會的專題研討會,會議主題為“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專題討論”。這是首次由中國官方舉辦的家庭教會研討會。         近幾年,家庭教會在中國的急遽發展,不僅造成社會與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也引起了中國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官方的職能部門(例如宗教局,公安部,新華社)開始著手調查這一現象。許多民間機構,也出現了研究熱潮。上述研討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召開。        許多弟兄姊妹關心這次會議對家庭教會的影響。以筆者看來,這次會議並未討論相關的法律與法規,對家庭教會的公開化未必有實質性的影響,但卻可能是家庭教會公開化的一個小小起點。       這個小小起點,也是通過了不少醞釀才達到的。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08年4月,發表了于建嶸教授的《基督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與兩位“基督教家庭教 會”培訓師的對話》一文 ,到10月8日,北大英杰交流中心舉辦了“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暨第五屆宗教社會科學國際研討會”,再到此次專題討論會,中國家庭教會大有公開化的趨 勢。        雖然,我們應該審慎地估計家庭教會公開化的速度,不能過分樂觀,但我們對此絕不能漠不關心。若不警醒,恐怕浪潮到臨,便“隨流失去”(《來》2:1)。本文即針對家庭教會公開化面臨的問題,以及我們當如何回應,提出個人的回應。 提防世俗力量和思潮        首先,我們應該提防世俗化的力量和現代思潮。        有一個弟兄半開玩笑地跟我說,要拆毀一個教會,不是壓迫這個教會,而是給這個教會錢,使其富有,因為安定和富足往往成為教會發展的障礙。當公開化實現時,教會在這點上必定面臨那惡者的攻擊。教會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早期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的世俗化,就是一例。         還有現代各種學術思潮的挑戰,如近年火熱的新儒學、歷史上不斷為害教會的自由神學,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等。我們對這些有充分的認識嗎?多年來,我們著重個人 的宗教經歷、福音廣傳、教會增長,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註1),而今,我們該如何回應這些思潮?尤其是,我們如何系統性地進 行批判?我們如何能夠站立得穩,並且發出強有力的回應?又如何避免用宗教術語表達人文主義?如何建設本土化神學?……這些,都是值得教會和基督教學術界深 思的地方。         我們的回應必須主動!不要等到出現屬靈破口,才來補缺。 完善教會制度和体制         第二,教會制度和体制亟需完善。         中國家庭教會現今的發展規模,遠遠超過了三自教會。這裡不談三自教會的体制問題,我們單看家庭教會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地下傳教、團隊式家庭教會、新興地方教會三個發展階段(註2)。而近年來,由城市白領和知識分子為主体的新型城市教會,成為家庭教會發展的領銜標兵。 新型城市教會的特點是:注重神學基礎,有成文的教會信約或教義,神學立場鮮明;在教會体制上,有成文的章程,形成牧師─長老─同工─會友的体制,而且對教會正式會友,有成文的教會紀律約束,明確表達著教會的價值觀。 不難看到,新型城市教會之所以成為現今教會公開化的領銜力量,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其体制。所以,家庭教會公開化,對許多習慣小群聚會的家庭教會,在体制上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因為体制的完善,有助教會承受上帝更大的賜福。 預備好承受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