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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吳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場運動，他一躍成為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袖。          當時，吳耀宗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部主任幹事。在神學上，他並沒有特別的貢獻；在組織上，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幹事；在屬靈榜樣上，他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可以說，在中國基督教圈子裡，他還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他的信仰有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用他的話來說：“愛上帝就是愛真理；愛人如己就是為人服務、犧牲。”他認為，“宗教應當在人生的全部生活裡表現出來”。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為《黑暗與光明》（青年協會書局），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對他來說，基督信仰能夠帶來社會的變革，而在這一點上，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是相契的。        吳耀宗的觀點深得新政府的悅納。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吳耀宗等5人被政府點名，作為基督教代表與會。這次政協會議產生了《共同綱領》，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         雖然這5人深受政府青睞，但他們無力代表教會。為了集結基督教的實力派人物，會議之後，以吳耀宗等為主，邀請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瞭解各地基督教教會的情況，以及基督徒徒對政局的態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訪問團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吳耀宗寫就了《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就基督教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宗教信仰自由、教會房產、教會機構登記等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並附上各地教會受擾案件百餘例。         這個《初步意見》沒有突出“帝國主義”這一因素。為此，周恩來對他們發表講話，強調，基督教的最大問題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如果不徹底洗心革面，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         吳耀宗聽了周恩來的談話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見》，更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便是所謂的《三自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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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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