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柏滔
本文原刊於《舉目》43期
1993年榮獲艾美獎最佳編劇獎的電視片《樂隊繼續演奏》（And the Band Plays On），改編自同名的暢銷書，作者為《舊金山紀事報》的同性戀記者Randy Shilts。
Shilts 在書中描述了醫學工作者在里根執政時期從事艾滋病研究的經歷，指責政府的冷漠和政治斗爭，特別是美國政府視同性戀為疾病，因而歧視同性戀者，攔阻了艾滋病 的研究和治療。他將此事與鐵坦尼克號（Titanic）游輪撞冰山沉沒時，船上樂隊仍繼續演奏相提並論，從而批評政府和社會因為對同性戀的偏見，忽視了這 世界性的危機。
Shilts是美國第一個公開專職報導艾滋病的記者。他於1994年死於艾滋病。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 （AIDS）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自1981年6月5日首度證實艾滋病以來，艾滋病已奪取超過2,500萬人的性命，成為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流行性絕癥之一。根據2007年最新的數據，全球艾滋病患者超過了3,300萬，每年有250萬人被傳染，有210萬患者不治死亡。其中，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發病者約70萬，且感染人數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進入艾滋病感染的快速增長期 。
主耶穌曾宣告：“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 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主不單傳天國 的福音，也醫治眾人的疾病。因此，面對艾滋病如此嚴重的挑戰，基督徒不可無動於衷，應當盡上自己的一份心力。
不過，要解決艾滋病的危機，我們不僅需要尋找治療和預防的方法，而且也不可忽略艾滋病引發的倫理問題。
一、艾滋病的治療和預防
艾滋病，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或後天免疫缺乏綜合癥，英語全稱“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縮寫為“AIDS”，音譯為“艾滋病”，或愛滋病。人感染了“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HIV，即艾滋病毒）”後，因免疫系統受到破壞，逐漸成為多種疾病的攻擊目標，促成多種臨床癥狀，統稱為後天綜合癥，而非單純的一種疾 病。
近年對艾滋病的醫學研究有顯著進步（2008諾貝爾醫學獎，即頒給發現艾滋病毒的兩位科學家）。最新的生物科技檢驗血中HIV的抗體或HIV的抗原，已達到90%以上的準確性，而且可用多種簡單的測試來印證，防止錯誤的診斷。
因為HIV病毒是屬於一種反轉錄病毒，它能逆反普通的基因轉錄過程，科學家發明了副作用低的化學治療法，如阿巴卡韋（Abacavir），一種模擬核甘逆轉 錄黴（reverse transcriptase）的抑制劑（簡稱NARTIs或NRTIs），和阿扎那韋（Atazanavir），一種蛋白黴（Protease）抑制劑。 因為人體不需要這兩種黴，但它們卻是HIV繁殖過程中的必需品，所以這些藥品可以抑制AIDS的發病（但不能根治）。
1995年，美籍華人科學家何大一（David Ho）提出，將此兩類藥物中的2-4種組合在一起使用，稱為“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方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因其類似雞尾酒的配置過程，故又稱“雞尾酒療法”。由於使用了多種藥物，避免了病毒對單一藥物迅速產生抗藥性而影響療效， 雞尾酒療法能夠較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復制，並能修復部分被破壞的人體免疫弁遄A進而減少患者的痛苦，提高其生存質素。
自1995年該療法應用於臨床之後，大量艾滋病患者受益。有統計數據表明，雞尾酒療法使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20%。
但是，雞尾酒療法也存在著極大的副作用及局限性。首先，它不能徹底清除體內的病毒，治愈疾病。其次，該療法存在較大副作用，易引起惡心、貧血、腎結石等。再 次，由於需要多種藥物，且需經常調整藥物搭配（否則也會產生抗藥性），所以雞尾酒療法費用昂貴——每年大約需要美金$20,000。若加上治理後期的病 徵，每年就需要$100,000。在美國，大約只有20%的艾滋病病人，有足夠的健康保險來應付這龐大的支出。貧窮國家的病人，除非得到政府或機構的資 助，否則實在無法承擔這些費用。
在2008年發現，接受CCR5-Δ32干細胞骨髓移植手術後的艾滋病人，體內的HIV病毒全部消失了， 因為這些干細胞具有抵御艾滋病病毒的能力。美國全國免疫疾病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博士（Antony Fauci）表示，雖然這種手術用作臨床治療的話，費用太高，而且風險過大，但還是值得鼓勵。
研究HIV疫苗遇到的困難，是這病毒的易變性，常常因人而異，因此要尋找HIV病毒身上固定不變的抗原（antigen，引致人體制造抗體的根源）並非易事。
因為還未找到根治的療法，艾滋病仍是不治之癥。要對付艾滋病，除了服用抑制病毒的藥品之外，最有效的方法，還是預防，包括廣傳有關艾滋病的科學常識，有效地管理采血（獻血）、輸血和醫療衛生，保持正常的一夫一妻的性關系，或避免性行為。
二、選擇性測試引發的倫理問題
研究艾滋病的治療法，和制造免疫疫苗，都需要進行人體實驗。這種實驗，會給實驗對象帶來不小的風險。以何種原則選擇實驗對象，就避不開倫理問題。
1932 年和1972年期間，美國公共衛生管理署在阿拉巴馬州的Tuskegee市，挑選了600多個梅毒患者，作為衛生署秘密研究梅毒的實驗對象。這些人都是知 識和經濟水準低的非裔美國人，研究員騙他們說，因他們有“不良血液”（bad blood），所以引致梅毒，然後給他們服用無醫療性的安慰劑（placebo），用以觀察梅毒病情的自然發展。70年代真相揭露後，輿論稱之為醫學研究上的種族歧視，美國總統因此公開向這群非裔美國人道歉和賠償。
1995年，美國國家衛生局和病毒控制中心，開始了一項艾滋病研究。該研究 在發展中國家，包括泰國、多明尼加，和五個非洲國家進行，目的是防止患艾滋病的孕婦將病毒傳給新生兒。當時在美國已證實，抑制劑AZT可減低傳染率三倍， 但是有關部門卻決定，給部分病人服用安慰劑代替AZT，以此作為實驗的比較樣本（control samples）。這些服用安慰劑的病人，因而未得到醫治。
由此帶來的倫理問題是：為何不給所有病人同樣的醫療方法，如在美國的標準一 樣？贊成這研究項目的醫護人員認為，應該根據非洲的實況和需要，不能采用發達國家的標準。況且，此項研究對非洲國家幫助甚大，例如烏干達（Uganda） 的傳染率，因此降低了9.7%。反對這種研究方式的人則認為，選擇窮人進行非治療性的實驗，是剝削貧窮病人的權利。
待解決的難題是：若人類的生命有終極的意義，而不是一個工具，那麼為何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標準？
三、風俗文化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問題
某些國家容许一人多妻，而且在性行為中，男人又是主人，不采用安全套等防範措施；又有些地區，承認娼妓合法化……這些都成為艾滋病的溫床。
政府和醫療機構，有保護公共健康的義務。除了廣傳防範艾滋病的常識以外，還應有妥善的政策，一方面尊重社會的獨特文化，一方面能防範艾滋病傳染。
艾滋病的研究，自然涉及文化的相對性，和人權的普遍性的問題。烏干達癌癥署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主席曾聲言：
“這是烏干達的研究項目，由烏干達研究員管理一切在烏干達病人中的實驗……這並非美國國家衛生局在烏干達的研究項目，而是由烏干達人執行的科研，在烏干達人中運作，是為了烏干達人的利益！”
在《樂隊繼續演奏》一片中，80年代艾滋病被證實為同性戀濫交的結果後，舊金山市政府在同性戀者的大力反對之下，不敢關閉在Castro地區的公眾浴室（這 些公眾浴室，是同性戀者公開聚合和肛交的場所）。最後礙於社會輿論和醫學界的抨擊，才將其關閉。可見公共健康的措施，可被社會風化和政治壓力所左右！
四、個人隱私和公眾衛生間的矛盾
80年代，美國印地安納州，有一個患有敗血癥的中學生懷特（Ryan White），因為輸血而染上艾滋病。雖然醫生保證他不會感染他人，但是很多老師和學生家長，卻聯名請求學校開除他。可見，人的健康資訊，與他的社會地位及權利息息相關，應是個人私有財產，受法律保障。
美國的法律，容许人不接受艾滋病測試。但是大眾的安全，是否超過個人隱私的權利？艾滋病患者有沒有責任不傳染他人（美國佛羅里達州有一位患艾滋病的牙醫，在死前傳染了起碼五個牙科病人）？
雖然美國各州都立法，禁止艾滋病帶原者與未受警告的人有不安全的性交，但是尚未制定公共衛生的艾滋病政策。例如，醫療人員有沒有責任，違背艾滋病人的意願，警告與病人有深入接觸的第三者？病人有沒有權利獲取醫護人員的健康資訊？
五、資源分配的不公
根據2002年世界衛生署的統計，艾滋病是非洲最致命的死因，佔全部死亡率的20.6%。在美國，則低於1%，主要是因為美國富有、醫療先進，釵h特效藥雖不能根治艾滋病，卻可攔阻其蔓延。
只是，藥廠發明新藥，是為了市場的需要，為了從銷售營利。美國每一種新藥，從實驗到上市，平均的投資是20億美元，需時大概10年。因此，像瘧疾（Malaria）這類只在非洲流行的傳染病，雖是非洲人第三死因，在西方卻不受重視。
再如非洲嗜眠性腦炎（African Sleeping Sickness），早有特效藥，卻因為賺不夠錢，制藥廠自1995年起不再生產。後來發現，此藥有卸除面孔多餘毛發的副作用，可在歐美開發新市場，才重新制造、銷售。
貧窮國家流行病的科研項目，只佔全球醫療研究經費的0.3%。從1975至2004年，有1,556種新藥面世，其中只有16種藥，是對抗貧困地區的流行 病。所以，對貧窮國家的艾滋病人的援助，主要靠慈善機構和國際資源，而非藥廠。前任美國總統布什，設立了艾滋病緊急計劃（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幫助170萬非洲艾滋病人接受治療。他因此在卸任前，榮獲“杰出的人道主義獎”。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好基督徒的榜樣！
六、應對方案：認知和參與
按照現在的傳染速度，到2020年，僅南非洲一帶，就會增加3,000萬死於艾滋病的人，遺下900萬個孤兒。聖經督促我們行善，憐憫有需要的人，為他們行公義，這才是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彌》6：8）。
全球有超過10億人，活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每天收入少過1美元），但全球也有10億超過正常體重的人（大部分在歐美）。在美國，差不多近半的農作物，沒有 當作食物使用。聖經說：“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 行為和誠實上。”（《約壹》3：17-18）聖經又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4：17）
因此筆者認為，面對艾滋病對全球的挑戰時，基督徒起碼應持以下態度：
1. 堅信生命的應尊重，基督是人類生命的源頭（《約》1：3、4），神使人活，而且保護人的生命（《摩》5：4；《結》18：32）。所以，基督徒應盡力搶救艾 滋病患的生命，並防止艾滋病傳染、擴大——這包括支持和援助研究艾滋病以及貧窮國家的其他流行疾病，並直接參與救援和醫療。
2. 行憐憫與公義：基於全球的資源分配不平均，基督徒有責任秉公揭露不義，也有義務照顱需要幫助的人。主耶穌稱贊樂於助人的撒瑪利亞人（《路》 10：29-37），保羅也敦促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加》6：9-10）
3. 尊重婚姻和性關系：艾滋病的傳染，與性雜交有直接的關系。因此，尊重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中的性關系，避免濫交，是防止感染艾滋病的最佳途徑。但是，我們也不 要將罪與艾滋病完全掛鉤（很多教會就是因為艾滋病有性雜交的污名，沒有大力鼓勵信徒參與救援事工），因為這還涉及社會政策和經濟措施的問題，也有義人受苦 的問題（《約伯記》）。何況，在神面前，人的罪無分大小，都受審判（《路》13：1-5）。
結語
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基督徒起碼的責任，是將艾滋病的正確知識教導他人，並支持、參與全球救援工作。
美國知名的馬鞍山教會牧師華理克（Rick Warren），發起一個慈善計劃（PEACE），鼓勵全球基督徒：促進和解（Promote reconciliation），裝備事奉型領袖（Equip servant leaders），援助窮苦大眾（Assist the poor），關懷患病者（Care for the sick），以及，教育下一代（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這正是主耶穌的吩咐（《路》4：18-19），他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願神賜我們力量和智慧來遵行！
Selected References：
http://data.unaids.org/pub/GlobalRepo … 8_ExecutiveSummary_en.pdf
http://prohealthinternational.info/index.html
http://community.wr.org/hivaids
作者來自香港，現任教於美國伊州惠敦大學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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