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聖經考古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pic5305      自從拙作“聖經考古”系列文章在《舉目》雜誌刊登以來,不時收到弟兄姐妹的電話及電子郵件。 其中有鼓勵的話,有提供修改的意見,有告以他們在報章雜誌及網頁上讀到的考古新消息,也有大學同窗好奇地問:“考古系在我們念大學時不是編制在文學院 嗎?”言下之意,你這個學物理的班門弄斧,湊什麼熱鬧?

       筆者對聖經考古的興趣,源起於20年前讀歐凱莉(Kay Arthur)教導歸納法查經的書,書中強調,第一步的“觀察”,重點在“當代的作者要對當代的讀者說什麼?”(What did it say?)也就是要瞭解聖經寫作時代的文化背景。從那時起,就在任教大學的神學院,選了所有與聖經背景有關的課。身為學校教員,選課免費。舉凡新舊約考 古、新約背景、新約歷史、兩約之間、聖經寫作等,真是不選白不選。至於提筆寫書,則是受到一位來自國內訪問學者的刺激,聲稱聖經是“神話故事”!為了証實 聖經歷史的可靠性,為了証明聖經不是“神話故事”,遂在退休後,積極地收集考古資料。筆者卯足了勁,從《創世記》開始,寫到教會建造。每一個段落的完成, 就像在難產中又生下了一個孩子。

什麼是聖經考古?

       聖經考古不是神學研究,不能証明 “三位一体”,也不能証明“道成肉身”。聖經考古乃是將古代歷史中與聖經記載有關的文物,以科學方法將其挖掘、解讀、評論、分析並發表。考古學家也是歷史 家,只是他們對聖經的興趣,超過了文字,是親身到野外實地勘察挖掘。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增加了我們讀經時多一度思維的亮光。

       聖經是一部歷史,歷史需要考証。從西安出土的兵馬俑,揭曉了公元前兩百多年所建,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陵墓的奇特與宏偉,証實了史書對秦始皇帝的記載,確有其 人,也確有其事。同樣地,若非在20及30年代出土的努及(Nuzi)及馬里(Mari)石板,提供了巴勒斯坦在族長時期的地名、人名、商業行為、風俗習 慣,以及他們的思想方式與做事方法,我們也無法瞭解當年雅各帶著妻兒離開示劍前往伯特利時,他為何將首飾埋藏在一棵橡樹底下?(《創》35:1-4)若不 是從迦南地挖出大量經過火祭的嬰兒骨骸,我們也不能体會為何耶和華神對迦南人的偶像祭拜,如此深痛惡絕。也同樣地,若非考古學者讓我們知道第一世紀猶太人 的埋葬習俗,我們在乍讀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太》8:22)這句話時,是否也認為耶穌有點不近人情?

       聖經考古除了向我們闡明聖經的文化和寫作背景,也幫助化解聖經學者間一些學術性的爭議。例如,聖經裡提到“赫人”(The Hittites)超過四十次,因此聖經學者認為赫人必然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古民族。 但早期考古家在聖經之外,找不到任何記載“赫人”的史籍,故曾有聖經評論家宣稱“赫人”為一想像民族。 直到十九世紀末期,考古家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東的哈利斯河灣(Halys River),挖掘出主前十三世紀赫人帝國首都波格斯凱(Boghazkoy)的廢墟,發現大批赫人古文物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現在陳列在安那托利亞 文物博物館(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又稱赫人博物館), 才平息了學術上的爭議,也填補了歷史上的空隙。

野地聖經考古

       在筆者的大學時期,考古系確實屬文學院,可見考古學可以算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從科學角度看,以科學儀器來測量歷史的文物,應屬“間接觀察”的範圍。就如刑 事人員辦案,事件發生已成過去,只得憑現場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追索曾經發生的事件。考古學的辦案,也是如此。遺址現場應盡量保持完整,辦案過程,也依照 極為嚴謹的程序進行。

       聖經記載涵蓋的地理面積雖然不大,西從地中海岸、東到兩河流域,南自埃及、北至小亞細亞,卻都陷在政治敏感的地帶, 專家只能在“被批准”的範圍內搜索。藉著近代高科技紅外線及探地雷達影像,提供三度空間的定位,可將人造建築物與地層土壤分別出來。即便如此,及至今日, 在近10,000處可開發的遺址中,真正經由考古學家勘查、挖掘、分析、及報告的遺址,卻少於500處。足見考古工作的艱難!很慶幸當年沒入考古系。

       考古家探勘最大的目地之一,在於尋找古土墩(Ancient Tells, Mounds)。古土墩為歷代城市廢墟一層層堆積而成。一旦決定了可發掘的土墩,在動鐵鏟、鐵鍬之前,要先為未來出土的古物定位。古土墩先被整齊的劃分為 五公尺見方的棋盤(圖一),正如數學上的X-Y座標,再由棋盤垂直往下挖到地基,這就是座標的Z-軸。像切蛋糕一樣,被埋藏在不同時代的地層,就如蛋糕的 不同水果和奶油層次,會顯露出來。不同於蛋糕縱切面整齊平行的層次,地層形成的厚薄不等。因此在同一個Z-軸的X-Y面,並不一定代表同一個時代的地層 (圖二)。在地層中每一件顯露出來的古物,其x-y-z的位置立即被精確地記錄下來。古物中可收集的有各種礦物、石頭、動物之骨骸、植物的化石等。有的需 要做立即的攝影和分析。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考古隊,通常集合了地質、古生物、氣象、動物、植物等專業人才,以及負責設計、攝影、測量、電腦分析等工程人 員。在乾旱的中東地區作野地考古,費時費力、耗資耗神,絕不似電影《法櫃奇兵》那樣,充滿了神奇及羅曼蒂克色彩。等到把挖掘出來的寶物帶回實驗室,更艱巨 的工作才開始。

聖經考古年代測定

       在實驗室中的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是為古物定 期──斷定該物屬於哪一個年代。對地質年代的定期,我們最熟悉的應當是鈾系列年代測定法(Uranium Series Dating)。這種方法的適用範圍,限於鑑定一萬到兩百萬年的地層。含有磁鐵的火成岩及水成岩,則以成本更高的古地磁年代測定法 (Paleomagnetic Dating)較為準確。至於處理人類(或原始人類)骨駭,因其長年吸收周圍土壤中的氟,可以用氟年代測定法(Fluorine Dating)來定期。此法相當準確,可以測出不同骨骸的相對年代。考古史上有名的皮爾當騙案(Piltdown Man Hoax),就是藉著氟年代測定法,發覺其頭骨及下顎骨年代有很大的差距而告破案。

       有機古生物年代的定期,最普遍的當屬碳14年代測定法 (Carbon 14 Dating)。此法的可信度,建立在過去數千年大氣中碳14含量不變的假設上。事實上,太陽風與地球磁場的互動,會影響大氣中碳14的含量。另一個變 數,則因碳易溶於水中,樣品的處理必須考慮到污染的問題。長期以來都靈裹尸布(Shroud of Turin)年代之謎,就是在碳14定期上,因污染問題爭議紛紛所致。

      氨基酸年代分析(Amino Acid Analysis, Racemization)是另一用來測定有機古物年代的方法。生物死後,体內的L-氨基酸開始蛻變為D-氨基酸,直到兩者達到平衡。藉著各氨基酸不同的 蛻變速度,可以測出生物的年代。氨基酸蛻變的速度和溫度有關,這也是一項難以控制的因素。最有趣的是花粉年代測定法(Pollen Dating),誰也不會料到,那些每年春秋讓我們流淚鼻塞的花粉,長年埋在地層中成為化石後,卻會對考古家說起話來。分析花粉的種類,追蹤出當年播粉的 植物,該地層當代的氣候,即可分曉其年代。考古學家根據花粉化石分析,推斷在2,000多年前死海附近的昆蘭,該是個雨水豐足可長樹木的住宅區。足見當年 愛辛尼人為遠離耶路撒冷的政治鬥爭,擇地而遷,卻到了有樹木遮蓋,隱密安全之土。從當地出土的陶器判斷,愛辛尼人過的是雖簡樸、卻自給自足的生活。

      說到歷代民間日常生活中,從吃飯、洗臉、到儲存,甚或市場交易,樣樣不可缺的陶器,因為製作成本低廉,卻又笨重易碎,居民在遷移或逃難時,攜帶不便,棄於原 地,竟也成了後世考古家眼中的寶物。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陶器,有其特異的文化色彩。從地層不同深度挖掘出來的陶器,專家一眼看去,根據其形狀、色彩、釉 料、質地、繪圖、立即知道它的大致年代。同地層的其他古物,只要有陶器為伴,就有了參考的年代。圖三所列就是自新石器時代(8500-4300BC)到新 鐵器時代(1000-332BC),在巴勒斯坦出土陶器的特色表。若說古物年代測定是考古的科學面,那麼專家對陶器造型的鑒定,就應當是考古的藝術面吧! 陶器的碎片(Ostraca),是當代人書寫時信手拈來的“紙張”。迦南地一些市場買賣的契約合同,就即時地刻在陶碎片上。

        陶器的定期, 除了傳統的鉀氬年代定期法(Potassium-Argon Dating),近年亦有熱釋光年代測定法(Thermoluminesence Dating)。陶土在蛻變過程中放出的電子陷落在晶格裡,經加熱後,測量因熱而由晶格釋放出的電子量,即可斷定其年代。此法與更新的中子活化年代測定法 (Neutron Activation Dating),均屬昂貴的高等科技。後者不僅可以測年代,也可以同時測出該陶器原料的出處,及其特殊的燒結工藝。圖四所示為巴勒斯坦自希臘統治期以後, 民間所用的陶質油燈。圖中由左上角順時針分別為希臘風格、馬加比、希律家,晚期拜占庭、早期拜占庭、及羅馬時期的油燈。

       正如其他的科學研 究,由觀察、收集資料、分析、撰寫報告,直到登載在科學期刊,每一篇考古論文的發表,皆為許多專家嘔心瀝血的成果。論文在期刊編輯定稿前,又要經過數位同 行一而再的審核。近年來社會大眾,無論信仰,對聖經考古的興趣,隨著大眾傳播的普遍而提高。電視、電纜頻道、報章雜誌及網頁上常有聖經考古的報告──在某 處發現了約櫃,在某山找到了挪亞方舟,又在某地發現了耶穌的墓等。對這些未經專家嚴格審核的報導,我們應有分辨的智慧。科學界公認可靠的考古學期刊有《聖 經考古學者》(Biblical Archaeologist),《聖經考古評論》(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等等(註1),皆因經過專家審核,其內容可靠性也較高。即使刊登在上列期刊的研究報告,也經常面臨同儕專家的挑戰。從負面看來,“同行相 忌,自古皆然。”然而從正面來看,批評、挑戰與競爭,不就是科學進步的動力嗎?

       寫到這裡,讀者會問,200多年來考古家的努力,証明了聖經是神的話嗎?“耶和華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神會對他自己的話負責。著名聖經考古學家古魯克(Nelson Glueck, 1900-1971)說得好:“許多年考古的歷史,許多的古物出土,至今尚未有任何一宗的發現,與聖經的記載相抵觸,反而更証實聖經歷史的真實性。”但我 問自己:當再見到多年前向我挑戰的訪問學者時,我是否已準備好,能以溫柔敬畏的心,向他述說聖經記載的歷史可靠性,以及我心中盼望的緣由?若是神的兒女都 閉口不見証他的榮耀,豈不連石頭都要呼叫起來!(《路》19:40)

註:
1. 其他科學界公認可靠的考古學期刊尚有:Ancient Near East(AN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BASOR),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IEJ),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PEQ),Near Eastern Archaeology(NEA)等等。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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