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加爾文主義 ──紀念加爾文誕辰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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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38期

      誰是加爾文?在《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這本書 中,作者哈特介紹:“著名的新教神學家和道德學家約翰.加爾文,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400多年來,他的有關神學、政治、個人道德和工作習慣等許 多不同學科的觀點,影響著數以億計人的生活。”還有一些如雷貫耳的頭銜,諸如:“現代民主之父”、“現代法語之父”、“為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外衣 的人”、“資本主義精神的締造者”、“近代世界的先驅”等等,或多或少大家也都有所耳聞。

         平心而論,加爾文從讀神學預科,到研究法律,再到研究人文的特殊經歷,賦予了他一種簡約卻深刻的研究方法和邏輯表達能力,從而進一步影響了他的改教,影響了他改教思想的內容與精神,使其終成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

        不過,估計連加爾文自己也沒有料到,500年後的今天,關於加爾文主義和所謂“歸正運動”的討論和爭論愈演愈烈。其擁護者,對靈恩派教會一些明顯違背聖經教導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但與此同時,相當多高舉加爾文主義旗幟的教會,卻陷入了門可羅雀的窘境。

        那麼,如何看待加爾文主義?如何看待歸正教會相對死板的聚會形式,和戴在頭上的“新法利賽人”的大帽子?面對許多“加爾文主義者”認死理、不講人情的指責,歸正教會是否需要對一些人、事的潛規則,進行適當的規避,以達到某種的“和諧”?……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從對加爾文主義的錯誤認識開始。

誤區一:加爾文主義,等同加爾文的思想

        如今各國整治金融危機如火如荼,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正在重現它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的強勢。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凱恩斯的思想,總括為“凱恩斯主義”呢?

        不能!稍有經濟學史背景的人都知道,凱恩斯曾經赴美,參加一個以他的經濟學理念冠名的學術會議。與會的大多數人,都自稱是凱恩斯主義者。當會議結束,凱恩斯離開的時候,他感嘆道,自己是與會者中唯一的非凱恩斯主義者。

         這當然被後人當作笑談。不過其中的真意,確實值得人回味。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只能說是後人對凱恩斯思想的理解,不能等同於凱恩斯本人的思想,更不能用“政府干預”這四個大字來涵蓋。這一點,讀過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人,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

        同樣,加爾文思想和加爾文主義,也不能直接劃上等號,更不可以用預定揀選論來一概而論。這一點,讀過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的各位弟兄姐妹,也會深有同感。

         任何主義或學說,並不能完全代表思想者的意思,反倒常常因為後繼者所處的歷史文化的變革而變化,甚至變質。如聖經所言,末世的時候“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增添好些師傅。”(《提後》4:3)

        當我們洞悉這一點的時候,不由得要感嘆:如果不是神(聖靈)自己的作為,誰能保守神話語(聖經)的純正和承傳呢?

誤區二:應該杜絕人為的主義和學說

        這樣看來,是不是要杜絕人為的主義和學說呢?這看似謙卑的論調,卻有可能成為危險的思潮。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想法,最終帶來的不是進步,而是混亂和落後。大談特談“聖靈作為”的人,往往會犯這樣的錯誤。

        況且,我們總是生活在某個特定的“繼往開來”的時代。前人的神學思想,對後人必然產生這樣或者那樣的影響。接受正統神學教導的人,在對聖經的認識和應用上,自然較為輕鬆和準確。

        雖然神學理論和屬靈實踐的結合,未必是在神學院修成,但是如果就此斷言,知識和律法造就了法利賽人,那恐怕就言過其實了。何況主耶穌都告誡門徒,要留心法利賽人的教訓,只是不要效法他們假冒為善的行為。

         事實上,任何稍知加爾文神學思想的人,都不得不為神在他身上的作為,而由衷地歸榮耀給神──加爾文對教廷壟斷神學和聖經知識,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坦率地講,無論是誰,都無法抹殺加爾文的思想在歷史上的功績。

錯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

         但是有人問,在4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有必要大張旗鼓地重提改教精神嗎?我們不是已經生活在改教後的時代了嗎?

        其實問題並不出在加爾文主義,而是出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上。我們開始厭惡傳統的、嚴肅認真的神學學習方式,越來越把教會當做廉價的心理治療場所。而許多有 神學功底的基督徒,喜歡在神學教義的細枝末節中打轉,以致把福音使命荒廢在虛無的邏輯思辨裡,不僅沒有勇氣去直面自己生活裡的信仰的抉擇,更不用提幫助別 人走出困境了。

改變世界的,不是外觀華麗的教堂

         如果我們有幸遊覽加爾文的故國法蘭西,大家可以在許多偏僻的小城鎮裡,發現當年新教徒建立的學校和教堂。這些建築大部分是石質結構,至今仍是保存完好。可見當時的信徒和當地居民是何等用心盡力。

        雖然在歐洲的許多大城市,遺留著外觀華麗、賞心悅目的天主教教堂,但改變世界的,卻是這些不起眼的鄉村學校。這一磚一瓦的背後,是許許多多在改教精神鼓舞下獻身、服事平凡大眾的平信徒。

        從今天史學家的角度看來,隨著改教運動的深入,黑暗的中世紀終於得以終結,而隨之而來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徹底讓歐洲甚至世界改頭換面。在這裡,筆者無意把 近代的科學和人文成就都歸於改教的豐功偉績,因為,就算是許多的大人物或大科學家都是基督徒,又如何呢?在加爾文那個時代的基督徒,未必能意識到,他們在 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的事奉,會產生科技和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影響。他們只是簡單卻忠實地回應了神對他們的呼召,實踐神的大使命,傳福音並教導人認識神。

         “呼召”這個詞,在加爾文的神學思想裡,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所有把預定論或揀選論等同於宿命論的人,都沒有明白呼召的意思。因著呼召,人的一生有了目標;帶著 使命的生活,使每一個基督徒不再把命運看做一個喜怒無常的“養娘”(語出英國作家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生活中的各種艱難,只是預備為信徒最後的冠冕添上榮耀的光澤。

神學是手段,認識神才是目的

          或許,我們當遠離那些多餘的神學爭論了。畢竟神學的優與劣、利與弊,不取決於其邏輯結構的一致性,因為它最終的作用,是要幫助信徒更好的理解神的話語。神學是手段,認識神才是目的,目的與手段的混淆,是很多自詡科班出身的基督徒的通病。

         但反過來講,如果把神學的有限,當作是拒絕神學教導的藉口,那麼就未免犯了“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錯誤。如果每一個基督徒,在這兩點上有從神來的智慧,曉得如何平衡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才能無愧於神給予我們的呼召和恩典。

作者來自上海,現在法國留學,在一家改革宗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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