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有福音機構及教會，因為參與社會及關懷社會，而漸漸忽略了福音的使命（如台灣絕大部分的基督教醫院）。還有的教會熱衷於政治，使講台變成政見發表 會，或政黨的拉票台（如台灣某大教派）。更有教會，因為政治立場產生紛爭，甚至分裂（我服事過的教會，就有兩間發生過這樣的事），等等。

        聖經始終強調的，是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以及對神、對他人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而非要做什麼以及參與什麼。所以，關鍵不在於基督徒應不應該參與社會、關懷社會，而是對社會的態度，以及參與社會、關懷社會的動機是什麼。

積極的福音召命

        使徒彼得和保羅，都鼓勵我們不分人、時、地，要積極向外傳福音。（參《林前》9：22-23；《提後》4：2；《彼前》3：15）

        有些基督徒，因為其他宗教團體在社會關懷上大有影響力，所以不甘勢弱，積極推動社會關懷行動。的確，我們基督徒是要好好反省，為何我們對社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但是，我們也不能用世界的價值觀及訴求為標準，來和其他宗教或商業團體競爭。

       基督徒愛人、關懷社會，當然能讓人由此感受到神的愛。然而，若不能使人得著救恩，則一切都是枉然。就如台灣佛教團體慈濟，再怎麼幫助人，都不能把人帶進天國。

        所以我們要學習從神的角度，而不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世界。否則，慈濟人已有這麼好的行為，還有必要信耶穌嗎？人需要耶穌，就是因為無論人怎麼做，都達不到神 的善。因此，不管我們做什麼，都必須先問自己：這是否出於愛靈魂的心？是否因為被基督“十字架”的愛所感動？若只是為了表現或證明我們可以做什麼，那就本 末倒置了。

社會責任比傳福音更有影響力？

        有些基督徒認為，福音唯有透過參與、關懷社會，才有大能。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後，災區有一位在台灣超過20年的西國宣教士，對我們在災區傳福音的行動大為不滿，她大聲疾呼：“現在不是傳福音的時候！”因為她認為，災民需要的是救助與關懷，而不是福音。
印度宣教士 K.P. Yohannan曾嚴厲判批了“若不先餵飽他，他的耳朵就不會打開來聽福音。” 的錯誤觀念；他不否認要有社會關懷，但是他提醒我們思考：“社會關懷或責任”的能力，是否大於福音的大能（《羅》1：16）？（註）

       到底是“唯有先解決人類饑餓、貧窮、疾病等社會問題，福音才有大能”？還是“唯有福音才能真正解決人類饑餓、貧窮、疾病等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的是前 者，那麼在貧窮地區，面對隨時會餓死的人群，我們就永遠無法傳福音了，因為光是“永遠無法解決”的饑餓問題，就讓我們忙不完了。但如果我們深信後一種觀 念，就會先傳福音，如果他們信了，就算明天死了，也到主那裡去了。

        這世界註定是將要敗壞、滅亡的。如果一個不認識神，而且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垂危的時候，我們是要拼命救他，還是要拼命向他傳福音呢？我們得認清楚，什麼是金、銀、寶石，什麼是草、木、禾稭（《林前》3：12）。

       當然也有人認為，世界又不會立刻毀滅，基督也不會明天就再來。可是，如果我們缺乏末世的迫切感，我們也會失去傳福音的迫切感。可能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在此，我並不打算落入解經及神學的爭辯中，只想指出，問題並不在於：要不要有“社會關懷或責任”。因為真正的福音召命，必定帶出“社會關懷和責任”。問題在於動機和心態，是永恆價值與短暫價值的問題，是應否喧賓奪主的問題。

       我們得明白，社會關懷是福音自然的結果，而不是福音倚靠的工具。因為若福音要靠社會關懷才能傳，那麼福音便會傳得有氣無力。所以，我們並非不需要愛的行動， 而是：即使我沒有足夠的愛，我也能傳，因為我的愛在神眼中，永遠是不夠的。我乃是要告訴人，像我這樣一個敗壞、沒有愛的人，神竟然為我死。

若你會為失喪的靈魂哭泣

        基督徒若有福音的召命，就得捨己背起“十字架”，而不是只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可惜的是，成功神學正在教會中大行其道（請參看拙作《慎防“真信仰玩成假 的”﹗》,《舉目》51期）。教會把大部分的時間、精力、財力，都用在滿足自己的需要上。就算有往外面的行動，也是先考慮自己的需求，為了自己的好處（若 與自己的好處無關，就不參與。例如：非典爆發的那一年，絕大部分要去中國短宣的北美教會，都取消了行程），或者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上（以我為中心的意識形 態、政治立場或國族主義。例如，華人教會傳福音及宣教，多半隻以華人為對象。至於非華人社會的關懷與參與，就更少了）。

        社會關懷與參與，通常是受歡迎的。以福音為召命的社會關懷與參與，則未必了（因為是真理之爭，是屬靈的爭戰）。然而，也只有這樣的關懷與參與，才能帶來因生命轉化而產生的社會轉變。

        使徒保羅的服事，帶來以弗所城的轉變（《使徒行傳》19章）。台灣早期的加拿大宣教士馬偕，給台灣醫療、教育及農業多方面都帶來了影響（參《福爾摩沙紀事： 馬偕台灣回憶錄》）。英國的威伯福斯帶領克拉朋聯盟，經過長期的奮戰，廢除了英國的奴隸制度（參《兄弟相愛撼山河》）。英國宣教士富能仁及他的後繼者，完 全改變了雲南栗僳族地區（參網路文章《中國的福貢縣：幾乎全民信耶穌基督，犯罪率為零﹗》）等等，都是因福音召命，而捨己背“十字架”、參與社會的範例。

        我去年經過香港，特地去看九龍寨城，這原本以黑社會及社會邊緣人聚居而惡名昭彰。過去違建危樓林立的景象已不復見，只留下一個紀念公園。在公園中赫然見一 “潘靈卓峰”，旁立一碑文寫道：“潘靈卓女士於1966年隻身從英國來港傳道，在城寨內照顧誤入歧途的青少年，不畏黑社會幹擾，幫助吸毒者以福音戒毒。她 的牧民事業日後發展成為在港九新界多處設立的‘幸福營’，引導無數吸毒者、妓女和露宿者重獲新生，甚至有黑社會分子篤信耶穌後改邪歸正，獻身傳道工作。”

        我非常感動——感動的不是潘女士的事工（多年前早已感動），而是她因福音的召命帶來的社會轉化，成為這裡唯一立碑紀念的人物事蹟。

        當基督徒因基督的愛，而捨己背起“十字架”時，我們社會參與的動機才會正確。若一個人會為失喪的靈魂哭泣，那麼他自然會在任何地方、無論得時不得時，用愛靈魂的行動，向所有人傳福音。這就是以福音為召命的社會參與。

註：K.P. Yohannan, Revolution in World Missions, (Lake Mary, FL: Creation House, 1992,) 140-150.

作者出生於臺北，曾在台灣及北美牧會。現在英國進修博士，並從事生命轉化事工。

圖片來源：http://sc.chinaz.com/tu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