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子
本文原刊於《舉目》38期
幾年前,當我為自己的人生去向禱告時,主不斷地把一個畫面放在我的腦海。在這個畫面裡,有一個羅馬士兵,正如《以弗所書》裡講述的一樣,披戴了神所賜的全副武裝(《弗》6:10-17)──只是光著兩隻腳!
神藉這個畫面光照我屬靈的光景:即使我已有完全的裝備,但若沒有傳福音的心志,就是沒有穿上“預備走路的鞋”,我將永遠無法得到真實的操練,也永遠無法成為一個堅強的戰士。
正是這個光腳的羅馬士兵,最終讓我和家人作出回中國傳道的決定。如今幾年過去了,在中國實打實戰的福音事工,把我從一個膽怯小信的平信徒,轉變成更堅強,更老練的基督精兵。我禁不住提起筆,與主內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感受。
一、重提大使命
基督徒大概都很熟悉這段被稱為“大使命”的耶穌升天前告別門徒的經文: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如果我們不得不與親朋好友惜別,我們最後想說的,一定是心裡最惦記的事;當知道自己即將不在人世,我們在遺囑裡寫的,一定也會被親人看重。“大使命”是耶穌 留給跟隨他的人的“臨終遺囑”,它是耶穌最看重,最記掛的事。世人留下的遺囑尚且以法律的方式被嚴格執行,何況神給他兒女留下的臨近末日大審判的囑咐!
耶穌的門徒和初代教會的信徒,非常明白“大使命”是每個跟隨耶穌的人無可推諉、必須履行的義務。所以無論他們悔改信主前是什麼背景,從事什麼職業,認識基督後,他們的人生就只有一個重點,一個目標,那就是“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
新約從《使徒行傳》到《啟示錄》,充分体現了早期聖徒對大使命的恪守、專一和熱忱。保羅對繼承他事工的提摩太說:“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 他當兵的人喜悅”。(《提後》2:4)在他的眼裡,耶穌的受難與復活,等於是吹響了世界末日神與魔鬼大決戰的號角。這就好比在和平時期,人可以吃吃喝喝, 各行己意;一旦戰爭來臨,人的所有行為計劃,都必須作出全新的先後主次的調整。
同樣,耶穌對“大使命”的宣告,就是正式拉開了末日之戰的 序幕。在這場爭戰中,人的立場──不管人自己願不願意承認──真是像耶穌所說的:“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太》 12:30)所以人一旦蒙召成為基督徒,就加入了神的軍營,正如保羅所說,就不應再“將世務纏身”,要逐漸訓練成為“耶穌基督的精兵”。
早期聖徒非常清楚,他們是站在神的一邊,為神而戰。所以保羅在《以弗所書》裡描繪的全副武裝的羅馬士兵,成為早期教會一個鮮明的代表形象。為大使命所驅動,教會得到了蓬勃的發展。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對大使命是怎樣看的呢?
二、“娛樂宗教”?
當今世界的很多基督徒,是在“享樂文化”中浸淫的一代。現代社會任何一個領域的努力和發展,似乎都只有一個目標:讓人過得更自由、更享受。現代人的每個需 要,無論是生理上還是精神上的,都被細緻地照顧到。層出不窮的新產品,也給人提供更講究,更廣泛的選擇。在這種“享樂文化”的影響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也開始出現“娛樂宗教”的傾向。
首先是基督徒在娛樂生平的氛圍中,逐漸失去了“戰爭危機感”,大使命不再成為基督信仰的重點。“救世 軍”、“基督精兵”的形象,頗遭冷遇。只因歷史上基督信仰曾被濫用,很多人乾脆矯枉過正,把“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與對他國的侵略等同起來。在“和平、仁 愛、理解”的旗幟下,大使命被淡化、冷化,只為少數“狂熱分子”所提起。
其次,“享樂文化”讓很多基督徒偏重自己在世上的各種享受,而輕忽跟隨耶穌所應付出的捨己代價。享樂主義的一代,是崇尚成功、自由和感受,不喜歡責任和義務的一代。而大使命講的是擔負起使命,選擇為眾人不理解,有節制有目標的生活,這是與享樂文化相當抵觸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乾脆把大使命推給少數“極端追求”的信徒,自己則把重點放在追求“正直善良”(同時也必須是“成功享受”的)屬世生活上。不僅已信主的是這樣,就連很多新信徒也是帶著“享樂”的態度進入基督教。
他們過分強調神的愛、寬容和恩典,對神誡命的持守,十字架的背負與世俗的爭戰,沒有最基本的思想準備。所以雖然信主的人數與日俱增,真正願意為主完全擺上的人卻日漸減少。
當然,我並不是要否認,所有的基督徒都迫切希望能看到有更多的人歸主。但希望歸希望,很多基督徒並沒有真正地把大使命作為他們生命的核心。傳福音只是他們的 業餘愛好、兼職工作。他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屬世的追求,和滿足自己的屬靈需要上。他們對自己的靈修的注意,遠遠超過了對使命的履行。
如果大使命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那麼他們把自己實現這一目標的準備期無限延長了,以致於他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屬靈,永遠有“心靈創傷”要醫治。他們探索各種各樣的靈修方法,卻忘記了靈修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走出去,為神而戰。
教會若失去大使命的異象,就必然從放眼世界、外向擴深,轉為內向的修身養性。與早期聖徒相比,我們的屬靈財富,簡直是闊綽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們連一本完整 的聖經都沒有;我們不僅擁有上百種不同版本,不同語言的聖經,而且還有數不勝數的讚美詩,靈修書籍,傳記,神學研究等,且不斷地推陳出新。早期聖徒只有禱 告會和家庭聚會,而我們有吃不完的“屬靈大餐”──查經、敬拜、退修日、營會──供我們選擇;有琳琅滿目的教派,供我們挑肥揀瘦。純粹一點地說,我們的信 仰需要已被物質化,甚至“娛樂化”了。
三、“富貴病”後遺症
然而正如“享樂文化”引發了很多現代人專有的“富貴病”,“娛樂宗教”也導致了很多基督徒靈性的肥胖症。早期聖徒因大使命的緣故,過著簡樸的行軍生活,清水粗糧,就輕裝上陣。所以嗎哪的甘甜,生命水的醇厚,每次都親歷如新。
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嚐遍了美味佳肴,喝慣了可樂咖啡,甚至連“純正的道理”都嫌淡了。(《提後》4:3)他們追求靈性上的獵奇,講究屬靈的体驗,但因為沒有 大使命的實踐,他們就像那光著腳的羅馬士兵,因為沒有穿上“預備走路的鞋”,連“真理的帶子”,“公義的護心鏡”,“信德的藤牌”,“救恩的頭盔”和“聖 靈的寶劍”都成了炫耀的擺設。
這些走不出去的玩具士兵,只能把矛頭指向彼此,他們互相攀比,互相評判,在一些非原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戰場上同一陣營的士兵,即使有再大的衝突不合,也只能迅速尋求順服或和解,因為他們必須對付共同的敵人;但這些永遠不會上戰場的士兵,就只能永遠爭吵下去了。
最大的問題在於教會本身。若大使命不是教會的核心,教會的作用也在變質。早期教會是戰場的大後方,是軍事培訓基地,是戰略指揮部。教會的領袖長老被稱為“牧 者”,他們牧養的目的是輸送士兵、補充軍源;教會裡當然也有很多上不了前線的“老弱病殘”,“婦女兒童”,但他們人在後方,心在戰場,專心致志於以禱告和 物質供應支援前線衝鋒陷陣的人。
但今天的很多教會是什麼呢?是“基督愛好”俱樂部,是以美食服務招睞食客的餐館。以我熟悉的英國教會為 例,很多牧師幾乎把所有時間花在“商業經營”上,以滿足會眾越來越挑剔的屬靈口味。他們的講道面面俱到,但似乎就是不談大使命。或許大使命意味著羊群被差 遣分散,而教會人數的多寡,是他們最看重的。
不錯,他們也渴望看到復興,也鼓勵自己的小羊去傳福音,但他們只關心當地人的靈魂得救。大使命中“使萬民作我門徒”的異象,被他們地方化、局限化了。
這樣的牧師對海外事工尤其冷淡,他們不差遣,也不關心支持傳教士,他們不明白教會興旺的原則是先捨而後得。他們只顧圈養自己的小羊,結果一個個被餵成靈性虛 胖,連走出去的勇氣都沒有了。今天我們隨處可以遇見這些因肥胖而“動脈硬化”,“心肌梗塞”的基督徒。他們不是固守成規,半死不活,就是吹毛求疵,牢騷滿 腹。
大使命是教會的齒輪,齒輪不轉動,教會就會生銹,逐漸成為博物館的展覽品。中世紀教會的腐敗黑暗,與當時歐洲接受福音後,只顧坐下來 享受,沒有把福音的車輪繼續向世界推進有很大關係。21世紀的大使命若被忽視,那麼我們在不久的未來看到的,就不是基督徒改變世界,而是世界同化基督教。
四、大使命還是小使命?
寫到這裡,我必須再次強調,我深信絕大多數基督徒都有傳福音、拯救靈魂的負擔。但我想指出的,是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理解大使命,因此也不可能把它放在生命的核心。以下是一些有關大使命的片面看法:
第一,只關心自己家人,朋友和民族的得救,缺乏“使萬民作門徒”的異象。一提到傳福音,很多人只會想到為自己關心的人禱告,這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我們的靈性要得到真實的操練,如果我們要與父神同心,我們必須超越現在的眼界。
耶穌的門徒開始傳道時,也是在自己熟悉的家鄉文化中。但得救的人數還遠遠未滿,神就從天上降下異象,迫使彼得看到外邦人的需要。保羅對猶太人的得救,可謂柔 腸寸斷,以致於“就是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也願意”(《羅》9:3)。但他仍很清楚神要他首先作“使徒”:奉使命向萬民傳福音的人。他最有果效的事工 不是在猶太人當中,而是在陌生的外邦人當中。
我們中國人與猶太人很相似。我們有強烈的家族觀念,有悠久的“圍牆文化”。但我們必須認識 到,神是沒有地方觀念的。我們家裡尚未得救的老母親、小女兒,和在世界某個角落自生自滅的村民,在神眼裡的價值是同等的。說不定後者神更看重,因為你的家 人已聽過福音,而他們連一次機會都不曾有。何況,聖靈工作的方式和時間,不是我們所能預料的。無論我們怎樣渴望看見心愛的人得救,我們向他們傳福音後,除 了交托禱告外,還能做多少呢?如果我們還全心關注等待,往往會阻礙聖靈,把我們帶入更有成效的事工。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其它的一切都加給我們了。當我們把大使命放在生命的中心,聖靈會把對某個地區或某個民族的愛和負擔,奇妙地分配給我們。那是我們可以冒險與神同行,獲得最大屬靈滿足的地方。我們要順服神的帶領。
第 二個片面的看法,是認為大使命與普通信徒無關,只是神賜給少數人的特別感動。有的基督徒甚至認為大使命是牧師或其他全職事奉人員的責任,一般的信徒只要星 期天去教堂,平時多做善事,對世人有好見証就行了。但在戰爭時期,國難當頭的時候,有誰不是稍有餘力,都要從戎出征?在世界末日的艱苦決戰中,神怎麼可能 只感動少數人?這公平嗎?
耶穌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 徒。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14:25、33)這分明是在說,人若決志跟隨基督,就必須有勇士上戰場、一去不回 頭的思想準備。而且很明顯,耶穌這個“徵兵”的標準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對願意全職事奉的人來講,這意味著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擺上;對普通信徒來講,也意味 著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擺上,只是擺上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大家都是神的兵,而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而大使命,就是基督精兵逐漸從屬世的人 生軌道中分離出來的最明顯的体現。對願意全職事奉的人來說,這就表現在全心投入基督精兵的培訓與差派的工作;對普通信徒來說,這表現在把自己的專業,才 華,人生的追求和理想,把金錢時間精力的分配完全與大使命聯繫起來。在現實中,普通信徒對大使命的實踐,甚至有著牧師或其他神職人員不可比擬的優勢。他們 可以藉著自己的職業特長,深入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的各個階層。
當今世界上撒但最堅固的屬靈堡壘,如一些佛教、伊斯蘭教的國家,對神職人員是 相當封閉的,但普通信徒則可以通過經商、教育、慈善等渠道進入。大使命的推進,更大程度上有賴於普通信徒的身心奉獻。神需要更多像保羅一樣的“織帳棚的” 工人(參《徒》18:3),離開自己的安樂窩,為神“流浪”遠方。
但教牧同工也是責無旁貸。他們必須把大使命放在事奉的中心。在過去差會 的年代,海外傳教士的很多需要,都可以被教會照顧到。但今天的不少傳教家庭,是DIY式的,不得不自己解決經濟來源,文件手續,孩子的教育,回國後重新找 工作的困難等等;而教會對他們,有時連禱告都很敷衍。有的領袖只把教會收入的零頭用在福音事工,大部分都用在建造更大更美的教堂。教堂成了炫耀自己成就的 “巴別塔”。是神喜悅的嗎?神關心的不是教會的建築如何高大,而是細胞的再分與繁殖。
對大使命的第三個成見,是認為大使命捨近求遠,不切合實際。對海外事工熱心的基督徒往往會受到這樣的質問:當地教會的需要就不重要嗎?把當地信徒全差遣出去是現實可行的嗎?
我不想陷入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討論,我只是想指出,雖然在我們眼裡,有很多眼前的事奉,但在父神的眼裡,拯救靈魂的工作始終是最重要的。就等於在一場戰爭中,徵兵的工作居首位,如果連願意打仗的人都沒有,那其他的一切免談。
其次,藉大使命鍛煉基督徒的屬靈生命,也是神的心意。一個人若患上肥胖症,當然可以求助於各種各樣的減肥方法,但最簡單,最自然健康的,肯定只有運動減肥。 同樣,如果教會不想失去生命力——這正是當今很多教會面臨的問題——最明顯的方法就是“穿上預備走路的鞋”,接受屬靈的真實磨煉。
從來不運動的人需要作出很大的調整,才能適應有活力的生活方式,但這時間和精力上的投資是合算的。同樣,大使命的實踐會帶來很多的不便和麻煩,但從長遠來講,它並不排斥教會的其他事工,相反會帶動教會其他的需要。
誠然,能上戰場衝鋒陷陣的人可能占少數。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很多基督徒或許只能奉獻短期的福音事工。但即便每個基督徒只能奉獻兩年時間離鄉傳道,只帶領一 兩個人信主,全球靈魂得救的數目就已經翻了一倍。有的基督徒可能連短期宣教都做不到,但如果大使命是中心,那麼他們可以擔負起一項更重要的幕後工作:作代 禱勇士。
大使命的實踐因人而異,可以變化出千種不同的事奉方式。我無意去討論個人應怎樣參與大使命──那是聖靈的工作。我只想挑戰每個基督徒捫心自問:我為大使命做了什麼?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人生追求,應該作出怎樣的調整,才能最有果效地回應大使命的呼召?
五、穿上你的鞋
最後,讓我藉一個已逝傳教士的故事結束我的文章。20世紀初,有一個20出頭的年輕基督徒,正在圖書館裡準備畢業論文。他的同學遞給他一本兩便士買來的小冊子,上面有一段話,深深打動了他:
如果我們的主今天來臨,看到還有成千上萬的人不曾聽過福音,而要我們作出解釋(他當然只能找我們作解釋),我真想像不出,我們能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振振有詞的藉口,到那一天都會讓我們無地自容。(註1)
短短兩句話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大學畢業後,他放棄了優厚的工作(雖然他是英國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工程師之一),撇下了心愛的鋼琴(儘管他已開過個人演奏 會),成了一名傳教士。他就是傅能仁(James Fraser),將福音帶到雲南邊境僳族的第一人。他同輩人看到的,是大使命改變了他的生命軌跡;我們今天看到的,是福音改變了整個西部僳族的歷史。
我們後人可能會覺得像傅能仁這樣的聖徒非常不可思議,但首先讓這些人從芸芸眾生中分別出來的,往往不是他們的信心,而是他們人生觀的邏輯一致性。正如C. S. Lewis所說:“基督信仰是一個宣言。這個宣言,如果是假的,無關重要;如果是真的,無限重要;唯一作不到的,是相對重要”。(註2)
已經接受信仰為“無限重要”的基督徒,就不能再過“相對重要”的中庸生活。我們應當回想洪水方舟的年代,最後得救的,不是那些聽而不信,或者半信半疑的人,也不是那些信而不行的人,甚至可能不是那些信而行,但行不徹底的人。
耶穌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註3)當我們藉著神的恩典,在世上“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的時候,我們當知道,最終使我們得救的,不是今生的忙碌,而是遵行旨意所搭建的方舟。
從傅能仁的時代到今天,又過了一百年。神的寬容,使我們的藉口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穿上你的鞋,上路吧。
註:
1. 參看 Mountain Rain by Eileen Crossman, OMF Books, 1987。
2.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 is a statement which, if false, is of no importance; and if true, of infinite importance. The only thing it cannot be is moderately important”.
3. 《路加福音》17:26-28:“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
作者來自上海,原任大學英文教師,英美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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