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03.04

徐理強

抑鬱症（又稱憂鬱症）（編註1），是社會不能忽視的問題。社會普查發現，抑鬱症在全世界的發病率為6%-12%。近年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更增加了3倍。抑鬱症不但影響病人及家人的生活品質，也增加了病人自殺的風險。

過去十多年，華人教會也開始關注教會中的抑鬱症問題，對“輔導”（也稱“諮詢”）略有認識。不過，大多數基督徒對社會上的專業輔導仍然存有戒心，也對抑鬱症的藥物治療特別畏懼。

一些華人教會，推崇“聖經輔導”門派的理論。一般信徒以為，“聖經輔導”就是有系統地用聖經的話語和原則來做輔導。其實，“聖經輔導”門派，是目前通用輔導派系中的一個獨立門派，有自己特殊的理論，有別於一般單用聖經來做的輔導（如：一般意義上的教牧輔導。編註）。

為了讓讀者對“聖經輔導”門派的理論有基本的瞭解，我先介紹其歷史背景與發展，及其理論的優點和缺點。

門派發展的歷史

作為輔導門派之一的“聖經輔導”，起源於“勸誡輔導”（Nouthetic Counseling。早期譯為“努直達輔導”）。

“勸誡輔導”，是1970年代美國改革宗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一位實用神學教授亞當斯（Jay E Adams, 1929-2020）創立的。

1960年代，亞當斯看到教會中信徒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很多人跑去接受一般的心理輔導，因此覺得，他需要瞭解屬世的心理輔導學。故而，他師從著名的臨床心理學家Hobart Mowrer，學習專業心理輔導的理論和實踐。

在學習過程中，他對當時流行的心理輔導、精神醫學的理論與治療手段，產生了極大的不滿。於是在畢業後，他開創了“勸誡輔導”門派。

1970年，亞當斯出版了Competent To Counsel，頗受歐美信仰比較保守的教會歡迎。1977年，他的一位華人學生，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成功的輔導》，由香港種子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書中文版由北京團結出版社重新出版。

亞當斯也在美國神學院教授“勸誡輔導”，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到了1980年代，隨著臨床心理學與精神科學的不斷發展，亞當斯的幾個學生認為，該理論需要修改，於是把“勸誡輔導”改稱“聖經輔導”（Biblical Counseling），跟亞當斯“分了家”。（編註2）

從此，“聖經輔導”跟“勸誡輔導”，各有自己的專業組織、協會、學校、學生、課程或專業文憑，是兩個不同的輔導門派。（編註3）

“勸誡輔導”理論

亞當斯的“勸誡輔導”理論，基本上可以分成4點：

1，精神疾病並不存在。所有的所謂精神疾病（包括抑鬱症），都是虛構的概念而已。

亞當斯認為，身體疾病（比如肺結核）可以用客觀的儀器測試出來，所以存在。精神疾病卻無法用儀器客觀測試出來，所以不存在。

2，所謂精神疾病，其實都是靈性、信仰問題，或是犯罪、背叛神造成的。

3，基督徒不應該學習屬世的心理學。基督徒有情緒問題，不應該找屬世的心理輔導師。因為屬世的心理學、心理輔導師，並不接受聖經的權威與教導。基督徒學習這些屬世輔導學，或接受其專業輔導，不但沒有效果，反而敗壞自己的信仰與靈性。

4，唯獨聖經。聖經本身具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來幫助人處理所有的問題和所謂的精神疾病。因此，基督徒並不需要在聖經上再加上屬世的心理學、輔導學、精神醫學。

“聖經輔導”理論

1980年代，“聖經輔導”門派的老師，比如：Powlison，Welch，修改了亞當斯的理論。因在此只作淺談，我就只用韋爾契（Ed Welch）的著作，介紹作為門派的“聖經輔導”理論。

 “聖經輔導”門派，的確運用上帝的話語來做輔導，在這一點上名副其實；但在理論與實踐上，跟“勸誡輔導”都有不同。“勸誡輔導”側重以聖經本身建立該門派的理論與實踐，而“聖經輔導”卻容納了很多所謂屬世心理輔導學（特別是認知門派）的理論與治療方法，把聖經的原則和話語，跟認知理論結合起來。

韋爾契的《平安離你有多遠》（中文譯本2012由基督使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2007出版），對此講述得很清楚。在書中，韋爾契說明瞭如何用聖經原則和話語來改變自己的認知，然後克服焦慮、抑鬱和恐懼。

假如你單單讀《平安離你有多遠》，你可能以為“聖經輔導”是推動用聖經話語來改變自己負面的認知，而不瞭解“聖經輔導”的特殊理論。韋爾契在他的另外一本書《抑鬱症：重生之歌》（中文譯本2012基督使者出版社；英文版2011出版）裡面，說明瞭“聖經輔導”幾個特殊的理論。我將其歸納如下（為了方便讀者核查，我標出了頁碼）：

1，抑鬱症並不是疾病，它只是人生中的一場苦難。因為，抑鬱症跟平常情緒起伏低落沒有明顯區別，每個人都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患了抑鬱症。抑鬱症並不是大腦功能紊亂造成的疾病。假如以後科學研究真的發現，抑鬱症病人大腦確實功能紊亂，那麼，這些紊亂其實是抑鬱症的後果，不是抑鬱症的原因。（5，25，31）

2，罹患抑鬱症有好幾個原因：可能是病人的信仰體系出了問題，對上帝的信仰在認識上有錯繆，也可能因為病人太相信自己對自我與世界的詮釋，或不善於處理負面情緒。（122, 144, 153, 159）

換句話說，韋爾契藉用認知派對抑鬱症病人負面認知的解釋，再加上基督教的概念與辭彙，作為他對抑鬱症成因的解釋，以及輔導方法的理論基礎。請注意，和“勸誡輔導”不同，他並不強調抑鬱症是犯罪的直接後果。

3，抑鬱症的藥物治療效果非常有限，假如真的有效，也只是像“阿司匹林”一樣，有表面的功效而已。不但如此，病人一旦吃了抗抑鬱症藥物，很容易對該藥物產生依賴（27, 237, 239）。韋爾契並不反對病人找醫師，也不反對病人用藥物，可是他沒有說明病人需要找醫師或接受藥物治療的理由。

火柴放進瓶子

我在幾位“聖經輔導”門派的老師的演講中，都聽到過一個比喻（或許那就是“聖經輔導”門派的核心理論之一）：

假如你把一根燃燒著的火柴，放進瓶子裡，過不久，火柴就會熄滅。意思是：燃燒的火柴就像是抑鬱症，瓶子則比喻為美好的靈性。假如人有美好的靈性、堅定的信心，就算患上抑鬱症，不久以後，抑鬱症也會自然消失，好像燃燒的火柴放進瓶子不久後，就自然熄滅一樣。

“聖經輔導”門派的這些理論，特別是對藥物治療的偏見和誤解，不但在教會中造成糾結、矛盾，而且跟現今精神科學的發現不符合，很容易對病人造成二度傷害。

那麼，現代精神醫學對抑鬱症的理解和治療，是怎樣的呢？

抑鬱症是什麼？

  • 基因

抑鬱症是一種基因與環境互動而產生的大腦功能紊亂的疾病。到2021年為止，抑鬱症的基因變異，已經找到40多處。抑鬱症的環境誘因，也找到了不少。

抑鬱症的大腦功能紊亂，可以從大腦電磁共振掃描和睡眠電腦波等測試出來（雖然這些測試手段還沒有到臨床廣泛使用的階段）。也就是說，現代精神醫學對抑鬱症的基因、誘因，以及抑鬱症的大腦功能紊亂的瞭解，已經遠遠超過亞當斯的時代。

• 誘因

然而抑鬱症的誘因，跟犯罪、信仰偏差，沒有直接關係。簡單來說，每個人都是罪人，也都有隱而未現的罪，並對上帝與自己的認識有偏差；可是，卻只有6%-12%的人得抑鬱症。

至於抑鬱症患者，似乎也並不比沒有抑鬱症者更有罪、在信仰上偏差更大。社會中殺人、放火、強暴、欺詐，等等的罪犯，以及歷史上的暴君，絕大部分沒有抑鬱症。相反，很多靈性很好的基督徒，比如司布真、馬丁•路德、特瑞沙修女等，都有嚴重的抑鬱症。

  • 特徵

另外，抑鬱症病人症狀的特徵並不一致，比如發病年齡，患病嚴重程度，有沒有其他併發症狀（比如強迫、驚恐、創傷後遺、雙向、幻聽等症狀）……都有不同。這些特徵上的差異，不能用犯罪或信仰偏差來解釋。全世界所有地方的抑鬱症發病率，都是女人比男人高大概一倍，難道說，這表示女人比男人更有罪嗎？或是男人的靈性比女人的好嗎？

   • 罪與靈性

抑鬱症的誘因，大部分是人生中的打擊，比如失業、親友死亡、生病、意外事故、天災、考試失敗、失戀、被拋棄等等，跟當事人犯罪沒有直接的關係。新冠疫情造成抑鬱症發病率增加好幾倍，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而且，被別人欺負、侵犯、虐待、欺詐、拋棄等，特別容易誘發抑鬱症。這些誘因顯然都是別人對病人造成傷害，跟病人是否犯罪或靈性好壞無關。

      

治療三部曲

所有精神疾病，無論是抑鬱症、精神分裂症、老年失智症、自閉症、雙向症、強迫症、焦慮症、創傷後遺症，都是基因與環境互動產生的大腦功能紊亂的器質性疾病。大腦功能的紊亂，很多可以被客觀測試出來的。也就是說，病的症狀是大腦器質病變造成的，而非病狀造成大腦功能紊亂。假如大腦功能紊亂的程度降低，症狀就會舒緩或消失。

藥物治療要有針對性，所以抑鬱症的失眠、早醒、焦慮不安，不能單單用安眠藥或鎮靜劑來治療。安眠藥、鎮靜劑的功能並不是針對抑鬱症的大腦功能紊亂。而雙向抑鬱症不能用單向抑鬱症的藥物來治療，也是同樣的道理。

符合診斷標準的抑鬱症（根據國際衛生組織ICD-11定下抑鬱症的診斷標準），跟一般人偶爾的情緒低落，是兩碼事。因此，不能說“每個人都患有某種程度的抑鬱症”。

舉例來說，每個人都有血糖、血脂，卻不是每個人都有糖尿病、高血脂；每個人會忘記事情，卻不是每個人都得了某種程度的失智症；每個人身上都可能有癌細胞，卻不是每個人都患了癌症……因此，雖然每個人都有情緒低落的時候，卻不是每個人都患有某種程度的抑鬱症。

抑鬱症的治療，一般需要按照以下程序（有3個階段）：

1，靠自己做以下的事情：

鍛煉（每天運動1-2小時）；默想、分析自己的過去、個性、環境誘因；讀經、禱告，向上帝傾訴。

2，靠知心朋友（一般不是配偶或親戚）的鼓勵、接納、扶持：

病人分享自己在第一階段的默想、分析。朋友提供聆聽、瞭解、扶持，和代禱，而不是教導、指責或給予個人意見。(實踐細節見《當教會裡有人患上抑鬱症（徐理強》。編註)

3，靠專業治療：

接受專業輔導或藥物治療。病人用輔導來應付、戰勝環境誘因，用藥物治療來消除抑鬱症狀。

每階段大約4-8週。假如走不出來，往下一個階段走。

大概60%的抑鬱症病人，走過頭兩個階段，就可以從抑鬱症中走出來，不需要尋求專業治療。可是假如抑鬱症症狀已經持續了幾個月，或嚴重到失去自理能力，甚至有自殺念頭，有割腕或過量用藥等自殘行為，就應該馬上找專業治療。

大概30%的抑鬱症病人，治好後會復發，可能需要長期治療。原因是，基因的功能沒有修復（並不是因為病人對抗抑鬱藥物產生了依賴性）。

需要很多瓶子

回頭來看火柴與瓶子的比喻。

現代精神科學認為，抑鬱症是基因與環境互動產生的器質性疾病。抑鬱症狀消失，要不是基因功能恢復正常（就如火柴不再燃點），要不就是環境誘因不再繼續誘發基因（就像瓶子把火熄滅）。因此，專業治療會採取藥物治療和專業輔導——前者直接消除或減少症狀，給基因空間自我修復；後者幫助病人戰勝或應付環境誘因，讓基因不被環境壓力誘動。

美好的靈性、堅定的信心，可以看為環境幫助基因修復的一個因素。就如扶持、關懷、瞭解、接納、改變認知，或接受自己過去的創傷，是幫助病人恢復的環境因素一樣。

幫助病人恢復的環境因素很多，也就是說，幫助恢復的瓶子需要很多個，不是一個靈性美好的瓶子就足夠了。當然，基因功能恢復後不再燃點火柴，也是抑鬱症復原的一個主要因素。

“聖經輔導”的正面作用

上面已經說過，用聖經話語來輔導和扶持病人，是抑鬱症治療程式的第一跟第二階段的方法之一，對走出抑鬱症狀是有效的。因此，“聖經輔導”門派用聖經的原則和話語來輔導抑鬱症病人，請病人思考、默想聖經，非常正確，天經地義，不應該引起任何爭議。

最近30年，精神科學研究發現，信仰可以提供能力、扶持、目標、意義等，幫助精神病人積極面對和接受自己與疾病。現在的臨床心理治療師與精神科醫生，受研究數據的影響，已經從亞當斯1970年代對信仰的歧視和輕視，轉為接納和認可信仰的作用。

“聖經輔導”的不足之處

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時，“聖經輔導”門派的一些理論，不但與當前精神科學有抵觸，也可能對教會中的抑鬱症病人造成傷害，使之糾結、矛盾、掙紮。

比如，對一個抑鬱症病人說他的信仰有偏差，或是他有隱而未現、沒有徹底對付的罪過，很可能對他造成二度傷害，使得病人更加自責、內疚、無所適從。

並且，即使病人不認同這一指責，但抑鬱症造成的自責、內疚、頭腦昏亂等，也會導致他無從反駁。

很多抑鬱症病人渴望擺脫抑鬱症狀，只是無能為力，也因此更加消極、絕望。上面已經說過，大概有30%的病人，雖然誠懇禱告呼求、默想分析，卻始終無法擺脫抑鬱症狀。假如這時堅持說，這是因為病人靈性不好、信仰偏差、認罪不徹底、禱告不虔誠、交託不完全，或是沒有完全放下自己，也就是所謂燃燒的火柴沒有放進瓶子裡，只能對病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兩種啟示下的醫治

走完頭兩個階段仍然抑鬱，或是抑鬱症狀不斷復發，是由於基因功能沒有修復，或環境誘因不斷誘動基因，導致大腦功能紊亂、無法舒緩。在此情況之下，病人應該靠著上帝在大自然中的普通啟示和恩典，接受精神醫學從中發現的機制與治療手段，接受專業輔導和藥物治療，讓基因有機會修復自己，不被環境壓力誘動。

擁有“唯獨聖經”的信念，無論在個人得救、重生經歷，或在成聖、追求靈命長進的道路上，在建造教會上，都是絕對正確和有益處的。對一個有抑鬱症的病人來說，研讀和應用聖經原則，也是有效的治療方式。不但如此，聖經的話語，也可以提供能力、盼望、扶持、目標和意義，有助於病人的康復，使之能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接受疾病的折磨和痛苦。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唯獨聖經才有治病或輔導的功效。聖經啟示與大自然啟示，是上帝不同層面的兩個啟示。醫治疾病應該也從探討、明白、應用上帝在大自然中啟示的機制來入手，然後設定治療的程式和方法。基督徒應該存著感謝的心態，接受和同時使用上帝的兩種啟示，來面對疾病。

過去60多年，在西方社會裡，精神科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經過臨床試驗，客觀證明的，並不是老醫生幾十年經驗，或因為它是偏方或秘方而被認定的。每種藥物必須通過國家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美國稱FDA）的嚴格審核，才能上市。換句話說：藥物必須有功效證據。

藥物的心理效應功效（所謂心理反應或安慰劑作用），也都必須用雙盲研究排除。同時，其安全性，必須在雙盲實驗中，顯出跟安慰劑（也稱賦形劑）或乳糖差不多（吃乳糖也可能產生副作用）。

抗抑鬱藥的安全性

多年的臨床經驗告訴我們，抗抑鬱藥物不產生依賴性。可能產生依賴性的安眠藥、鎮靜劑，必須在嚴格控制下，醫師才能開處方給病人使用（所以安眠藥、鎮靜劑在美國屬於管制藥物）。

藥物一般都有副作用。這不是因為“是藥三分毒”，而是因為藥物除了影響與病有關的大腦受體以外，同時也影響其他的受體。質疑藥物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認為抗抑鬱藥物容易產生依賴性，是沒有根據的。而“聖經輔導”門派對藥物治療的偏見和排斥，更造成許多人的痛苦與糾結。

達到生命成長，還是症狀減少？

上世紀60年代，輔導師對“輔導”的效果過分樂觀，認為輔導可以徹底改變人生，甚至解決社會問題。這種過分樂觀，到了80年代已經消失，大家開始瞭解，輔導的效果其實很有限。輔導的目標是幫助病人應付環境誘因，接受、減輕或消除症狀。

“勸誡輔導”和聖經輔導”這兩個輔導門派，可能受了上世紀60年代對輔導功效過分樂觀的影響。目前很多華人神學院，受這兩個門派的影響，提供各種“建造生命的輔導課程”。

輔導的目標，究竟是建造生命，還是減輕症狀？這問題不是我在這裡可以簡單討論的。起碼我們需要知道，消除或減輕症狀，客觀上是可以測定和量化的。而衡量生命的成長，則較難設計客觀的標準。

附帶一提，現在一般的輔導門派，需要用可以測定和量化的數據，來證明其門派理論的功效，才能得到專業領域和醫療保險市場的接納（起碼在美國是這樣）。然而“勸誡輔導”與“聖經輔導”，40年來，卻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功效證據，來讓人評估其有效性。

我個人認為，最好把建造生命的工作交給教會，讓專業輔導師去幫助病人應付環境誘因，以及接受或減輕症狀。

結論

抑鬱症是當今社會普遍而且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在一般教會裡，大概最少有6%-10%的基督徒，是可診斷的抑鬱症患者。可惜大多數的病人並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病情，反而把症狀隱瞞起來，暗中獨自受苦，甚者自殺。

其實，相對於其他精神病，抑鬱症是比較容易治療和痊癒的精神疾病。總的來說，90%的病人，經過自己操練、別人的扶持，或配合專業治療，就可以走出抑鬱症。

如果華人教會採用“聖經輔導”門派的優點，摒棄它的缺點，同時也探討、瞭解、應用上帝在普遍恩典啟示的疾病成因與治療機制，就可以對抑鬱症的病人提供實際和有效的幫助，完成愛人如己的使命。

在後疫情時代，盼望華人社會可以放下文化層面中對精神疾病及治療的偏見。同時也盼望華人教會可以放下誤解和恐懼，向上帝的兩個啟示開放，以造福所有抑鬱症患者。

（作者特別鳴謝李統銓老師對本文的整理）

編註：

1. 作者以資深精神科醫生發表了許多關於抑鬱症的視頻，有興趣者可搜尋油管：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BE%90%E7%90%86%E5%BC%B7+%E8%B5%B0%E5%87%BA%E6%8A%91%E9%83%81%E7%97%87。

2. 參：” From NANC to ACBC” https://biblicalcounseling.com/resource-library/articles/from-nanc-to-acbc/ 。

3. 參：”Becoming a Nouthetic Counselor”https://www.pastoralcounseling.org/specialization/nouthetic-counseling。

作者為波士頓塔夫茨醫學院精神科教授，麻州華人福音堂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