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11.04
岑凡
當我們聽到“教會權威扁平化”（相對於“金字塔”一型的集中，“扁平化”意為簡化組織結構，減少中間層。編註）的時候，會做何反應？擔憂？開心？愁煩？盼望？……這些反應，都呈現出我們對教會權威的理解與態度。
在我看來，一定程度上，教會歷史可以說是一部權威聚散史（權威集中與分散之歷史。編註）。
從初代教會開始至今，權威的聚散，一直是基督徒需要面對的重大議題。這不僅涉及權威、權柄本身，也涉及身份認同、群體界限等。外邦人與猶太人間的張力、保羅與彼得在安提阿的“飯局矛盾”、第2世紀的復活節日期爭論（Quartodeciman controversy，註1）、羅馬公教會（天主教）的建立、東西方教會的分裂、中世紀政教權柄間的鬥爭、亞維農教廷時期（Avignon Papacy，註2）， 及接踵而來的三教皇的“同台”演出、宗教改革及引發的宗教戰爭、循道衛理運動（the Methodist movement）和當時為牧養設立的各類制度（小團bands、班會Class meeting、特別會社select societies等）、靈恩運動、#MeToo （#ChurchToo）……
在這些事件、運動、制度中，“權威”都是分量不小的因素。
不過，回顧教會歷史上的幾個例子，我們在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不需要太悲觀——教會不再有話語權了；也不至於過於樂觀——教會終於邁出“平權”的一步了！
其實，權威的聚與散，一直是教會歷史常客。反倒是我們，何其有幸，在此時此刻，與“教會權威扁平化”的發展相遇了。
回到哪個源頭？
從歷史角度反思教會以及相關議題的時候，很多新教徒會認為，追根溯源，教會是從一到多——第一世紀的教會，都源於某一間教會。且當時的教會，就是歷世歷代教會的典範。因此，許多人便以“恢復主義”的視角，期待將第一世紀的教會“搬”到21世紀來，或以某種方式，提煉出“建立健康教會的N種方法”。
學者Karen King指出，這種方式有3個預設：1. 默認越早的，就是越真的。2. 真理是不會（也不能）有任何摻雜的。3. 真理是統一的、一致的，而異端是多元、多樣的（註3）。
華人信徒更往往抱有濃厚的儒家君臣思想，不自覺地傾向從聖經中找出某種父權制的權威觀，並不自覺地以父權制的權威觀來運作。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教會權威本應如此”的看法。
然而，在現代的新約和早期基督教研究中，學者的普遍共識是（無論這些學者是保守的，還是開放的）：早期的基督教群體（即教會）是多元的 （註4）。
當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早期教會同出一源——耶穌基督，祂的門徒們所傳的也都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然而，在當時，卻沒有我們現在以為的那麼“齊整”——這些教會並非源於某一間具體的教會，而且在經典的選用、禮儀、神學上，也都各有千秋。
如果我們承認這些教會都是真教會，那麼也就意味著，多元、多樣，與真教會是可以並存的。真理在具體時空中的呈現，需要借助受造之物；所以真理的呈現是“混合的”。時間，並不必然是教會“純度”的指標（即存在越早越“純”）。
因此，當我們援引聖經，為現代教會的各樣議題提供建議的時候，我們需要注意，初代教會也是“百花齊放”的，並沒有所謂的（中央）權威機構的存在。雖然不同的教會“各自為政”，但他們也因者共同的福音傳承，接納彼此。
愛任紐與權威
時間來到第2世紀。這是聖經正典尚未確立的時期。在教會群體中出現的各類文本，如何解釋、誰來解釋，成為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這也涉及了教會的權威，以及如何辨別異端。對此，來自小亞細亞的第2世紀教父愛任紐（Irenaeus of Lyons），其受友人所託撰寫的《駁異端》（Against Heresies。註5），被人引述最多，用以論述初代教會的統一及權威，尤其是肯定羅馬教會的權威。
在《駁異端》中，愛任紐認為，所有人都有不同的假設/前提來解釋聖經；而正確的假設/前提，是自使徒代代相傳而來的福音傳統。獲得這些傳統的人，也是自使徒代代相傳而來的。因此，信徒應當順服擁有來自使徒繼承權的人，即教會的主教、長老（4.26.2）。不僅如此，愛任紐還在《駁異端》中，提供了一份羅馬教會長老的名單（3.3），以強調羅馬教會的正統性。
這份名單，被現代的羅馬公教會視為其權威的有利證據。他們以此肯定羅馬主教的職分，是自使徒代代相傳而來的。
然而，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這份名單中的順序，並非符合歷史順序。嚴格來說，它難以證明所謂的代代相傳。因此，有人詬病，愛任紐有意捏造了一份名單，為排除異己（異端）、控制羊群、建立極權主教制而“強詞奪理”（註6）。
不過，學者John Behr指出，愛任紐在此所使用的“繼承”（succession; διαδοχή）一詞，既不是指一份簡單的人名名單，也不是指抽象的真理傳承，而是一種體裁。這種體裁，會穿插記述相關人員的生活和教導（註7）。這正是愛任紐在《駁異端》（3.3.3）中所寫的：他不是簡單地列出羅馬教會12位長老的名字，而是將其中一些人的事蹟、教導穿插其中。
這意味著，這份繼承名單，應該結合這些長老的生活、教導，一同來理解。也就是說，愛任紐要強調的傳承，不是單指職分和權威，而是這個長老群體共同的生活和教導——以長老們為代表的教會群體，整體從使徒那裡繼承而來的福音傳統。
愛任紐在《駁異端》中，勸勉自行離開教會的那群人，回到共同的傳統，即那些“在我們之前作長老，是使徒的同伴”的教導。在正典尚未形成的時候，以共同傳承的福音傳統，以及接受福音傳統的權柄，為福音和教會保駕護航，是必要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愛任紐筆下的傳承（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以及相關的教會制度，我們可以說，愛任紐強調的是賦予職分、權威意義的福音傳統，以及如何保護、承續這個福音傳統，而非制度、權威本身。雖然，它以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度呈現，但重要的是，這個群體所承襲的福音。
眾信徒的祭司職分vs. 人人“是”祭司
時間再來到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提出了 “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
可惜，這一概念，卻在現代教會的各樣“賦權”運動中被誤用——有人認為，既然所有信徒都有自己讀經、與上帝建立關係、參與服事的權柄，那麼教會權威自當削弱。例如，有人以 “信徒皆祭司”為由，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會權威，甚至隨意解經。
我相信，在教會權威扁平化的趨勢下，我們還會看到，不少人用這個口號，為各種運動吶喊助威。
然而，這些人未曾瞭解的是，宗教改革時期所提出的這個概念，與上述所理解的，有著顯著的差異。改教家提倡的，是“眾信徒的祭司職分”（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而非在個人主義影響下的“人人是祭司”。路德學者Paul Althaus如此解釋：
“路德從未將眾信徒的祭司職分，僅僅理解為‘新教’在意義上的那種基督徒可以直接與上帝建立關係，而無需任何人作為中間人的自由。相反的，他不斷強調，基督徒作為眾弟兄和全世界的代表而來到上帝面前的那福音權柄。普世的聖職表達的，不是宗教上的個人主義，而是與之完全相反的事實，即會眾是為一個群體……聖職的意思是‘會眾’，是聖徒群體的內在形式。這一特徵，將基督徒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他們是祭司的世代，是有君尊的祭司。”（註8）
當然，路德相信，所有真信徒都能直接與上帝建立關係。然而眾信徒的祭司職分，並不是指教會中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管理或權威，更不是個人化的人人是祭司。相反，路德是指眾信徒在聖徒群體中互為代表——如基督是我們在上帝面前的代表——藉福音在上帝面前為彼此代求，宣揚上帝的律法與福音（彼此宣告從上帝而來的赦罪）。
這是以福音為基礎，以具體的基督徒群體為對象的相互的福音行動。而且，其影響也不只侷限在教堂內，更推動我們為世界代求，向世界宣揚上帝的律法與福音。這便是路德所講的呼召（calling）、委託（mandate），而非特權（註9）。
由此看來，眾信徒的祭司職分，並不是為了所謂的解放信徒、人人平等，而是為了宣揚上帝的道，領人歸向上帝。只有在福音中，藉著基督，我們在上帝面前互為彼此的“基督”（代表）。因此，眾信徒自由行使祭司權柄的根本原因，乃在於基督，而非個人。
結語
無論是在初代教會時期，還是在宗教改革時期；無論是建立了金字塔形的等級制度，還是一定程度上打掉了中間階層，將權柄賦予信徒……教會權威的聚散，從未停歇。我們需要把握的，是基督和祂的福音這一實質。
這樣來看，教會權威扁平化，未必是洪水猛獸殘害教會，也非小白兔人畜無害。這是一次機會，讓我們再次思考，如何在當代呈現基督福音。我們應當把握這次相遇的機會！
作者在英國亞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進修神學碩士，主修系統神學，研究宗教改革與教會論。
註：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6%AD%E8%BE%B2%E6%95%99%E5%BB%B7.
3. Karen King, What is Gnosticis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28–9.
4. 可參考Andreas J. Köstenberger, and Michael J. Kruger, The Heresy of Orthodoxy: How Contemporary Culture’s Fascination with Diversity Has Re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arly Christianit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5. 中文節譯請見：愛任紐等著，《尼西亞前期教父選集》，謝秉德等譯，（香港：基督教輔僑，1962）。
6. 當時的異端群體一般都是自己從教會中分離出去，而非某一個教會定某一個群體為異端，然後把他們趕出去。
7. John Behr, Irenaeus of Lyons: Identifying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9-50.
8.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trans. Robert C. Schultz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6),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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