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1.22
王星然
最近一位音樂家朋友,令人驚訝地辭去了她任教多年的美國大學教職。如今美國各大交響樂團不是減薪就是裁員,音樂家到處打遊擊找演出機會,有一餐沒一餐的,生計愈來愈困難。她能在美國大學音樂系所卡到位,有如此穩定的鐵飯碗,實屬不易,怎可輕言放棄?
朋友自幼接受嚴謹的西方古典音樂訓練,所謂的“3B”——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一直是她研習的核心作曲家。但現在學校認為,傳統以歐洲為中心的音樂教育系統(Eurocentric music education)可能加深白人至上和男性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註1)。因此學校要求老師,必須在課程裡加入 “非白人”及女性音樂,以求取種族及性別平權。
憑什麼嘻哈(Hip-Hop)、節奏藍調(Rhythm & Blues )、Rap(饒舌)不能進入音樂系殿堂?如果Black Lives Matter ,那麼 Black Music Matters 也順理成章了。
歷史上,音樂藝術本來就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經常是必須為其意識形態服務;但是當學校將這個“服務”列入教師考核項目,否則影響晉升等前途,形成某種白色恐佈,令許多老師倍感壓力,萌生退意。
朋友說她是來教音樂的,她不懂也不會搞政治,只好掛冠求去。
電影TÁR的一幕戲
這讓我聯想到《塔爾》(TÁR)裡的一幕戲(註2)。
Cate Blanchett主演電影裡的主角Lydia Tár。片中她是剛走馬上任的柏林愛樂音樂總監,集指揮家、作曲家、音樂博士身份於一身,權勢如日中天,在樂壇上無往不利。
我無意剖析整部電影,只想談談片中的一場戲——Tár在茱麗亞音樂院“指揮大師班”那一幕。我覺得這是近年最精彩的電影演出,而且具有文化上的指標意義。
整整近20分鐘一刀未剪,討論美學、音樂流派、LGBTQ+性別議題、取消文化等等這些又深刻又尖銳的議題,其間還要模仿傳奇鋼琴家Glenn Gould(加拿大鋼琴家,1932-1982)的手法現場演奏巴赫平均律,邊彈邊論述,大幅度走位,各種肢體表情演繹精準到位……私以為這是Cate Blanchett演藝生涯最精彩的表演。(電影裡我唯一不喜歡的是她指揮樂團的手勢,缺少指揮家的那份渾然天成。)
(警示:以下有雷)
巴赫是厭女症患者?
在電影中,走在時代前沿的Tár是少數女性指揮家,又是女同性戀者身份,學生們崇拜的偶像(某種程度上,她也是政治正確的得益者)。茱麗亞音樂院這一場大師班,慕名而來的學生Max正在指揮冰島現代女作曲家Anna Sigríður Þorvaldsdóttir的作品, 無調性現代音樂在詮釋上往往非常自由主觀,指揮功底好壞難以評價,Tár問Max是否考慮指揮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
Max搖搖頭說,做為一個“非白人”(BIPOC—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非二元性別”(pangender),是不可能對巴赫感興趣的:巴赫是歐洲白人異性戀基督徒,前後2任老婆,20個小孩,是個十足的男性沙文主義嫌疑犯(Max在電影裡用的詞是misogynistic /厭女症患者)……
Tár說,她做為一個U-Haul Lesbian(註3),曾經也不確定貝多芬是否是她的菜,但她學習放下自己,來面對貝多芬的巨大和無可迴避的重要性。
Tár要Max去讀讀史懷哲醫生(宣教家、神學家、管風琴大師)論巴赫的書,因為連女性主義音樂家Antonia Brico為了要更好演奏巴赫,都放下自我身段跑到非洲叢林,向從事土著醫療宣教的史懷哲請益。
Tár反問Max,如果巴赫不世出的天才,最後被貶低成只剩下他的性別、出生地、宗教信仰和性傾向這些標籤……“你不怕有一天也會被別人如此對待嗎?"
如果你畢業後進入社會,去應徵樂團指揮,“你希望樂團根據什麼來評價你呢?”
“清算”歷史名人
電影中的學生Max代表不少年輕人的觀點。用時下的政治正確來“清算”歷史名人,其實現在整個西方學界隨處可見。
舉個例子,近年來愛丁堡大學通過學生請願,把啟蒙運動中反基督教的哲學大師休謨拉下神壇,本來以他命名的法學院大樓(David Hume Tower)暫時改名為“喬治廣場40號”(George Square 40)。起因是由於休謨曾經發表過歧視黑人的論述,嚴重觸犯了今天的政治正確(註4)。要知道,18世紀的歐洲學界並無平權運動的概念,更遑論黑人民權議題當時尚未出現。
但我們所處的時代,習慣用這種“去處境化”的方式來“鞭屍”作古的名人(必須聲明筆者對休謨的哲學——尤其是他以經驗主義為本的認識論,並無特別好感)。
本來,學生們提議,改換為另一位愛丁堡大學傑出校友Julius Nyerere(1922-1999。於1964-1985間任首位坦桑尼亞總統。編註),來代替休謨成為大樓的新名字,但後來他們發現這位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政治家,有強烈的恐同症(homophobic),因而作罷。
連當代最暢銷的系列小說《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Rowling,也因為跨性別的言論而被“取消”。取消文化下的休謨只是冰山一角的個案,還有更多的歷史名人正坐等“年輕驅魔人”或“小紅衞兵”把他們一一拉下神壇。
神學是白人的?
把鏡頭轉向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陸。2011年是美國人口歷史關鍵性的一年,首度有超過50%以上的嬰孩出生自minorities (非白人)家庭。就算從此限制新移民不准進來,隨著境內現有的非白人不斷出生,預測到了2042年,白人的人口比例也將自然降低到50%以下(註5)。
美國白人比例未來大幅減少是完全hold不住的趨勢。
我們已經知道不少以白人為主體的教會正在關門,許多增長的教會大都由新移民組成。未來,美國白人基督徒的比例下滑可能會更嚴重。
傳統上以白人文化論述,白人思考方式為主的教會、機構,現在面臨重新思考其發展策略及未來服事對象的關卡。
近年來神學院申請人數逐年下降,不少神學院因而被迫裁減系所,甚至關門。另一個趨勢是亞裔、非裔、拉丁裔的神學生,在比例上輾壓白人。再加上風起雲湧的“BLM“運動,神學院裡一些學者開始重新檢討,以歐洲白人傳統為主體的神學教育訓練的存在危機:白人的系統神學、白人的聖經神學、白人的研究方法、還有承繼自歐洲的白人學制,是否已把整套白人教育系統根深蒂固地體制化?神學院是否成了所謂“洗白教育”的幫兇?並且一代又一代不斷重複,加深它牢不可破的影響力,讓整體神學教育很難跳脫這個系統的思考模式?(註6)
不要按外貌斷定是非
做為來自台灣的非白人基督徒,我喜歡馬丁•路德及加爾文,是因為在真理的光照下,他們的神學成為黑暗中教會的明燈,上帝使用他們扭轉了世界的方向,而不是因為他們是歐洲白男(但這個身份在政治正確面前,可能幾乎成了他們的原罪)。
如果有一天,這一股風起雲湧的取消文化,政治清算,把神學家們貶抑到只剩下他們的種族、膚色、性別和性取向,而完全不顧他們的神學思想對信仰、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的影響及貢獻,那將是何等可悲的一天?
電影TÁR茱麗亞音樂院大師班的戲最後,問了一個饒富深意的問題:
“那些所謂‘德奧白人異性戀上教會的基督徒’寫出來的古典音樂,能使人類個體,或整體在靈性智性上得到昇華嗎?”
“你要指揮,就必須要學習為這些作曲家服務。務必把你自己、你的自我(ego)、你的價值定位(identity – 意指種族、膚色、性別、性傾向……)全部降服在作曲家腳前。”
TÁR 說:“在大庭廣眾及上帝的面前指揮的你,必須忘掉你自己!”
導演Todd Field特別透過這一場茱麗亞音樂院大師班的戲,來突顯當代“政治正確”的荒謬。“不要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約》7:24)在這個“取消文化”漫天叫囂的世代,顯得如此的刺耳!
註:
1. 參考音樂學者George E. Lewis 提出的理論:”1996 Improvised music after 1950: Afrological and Eurological perspectives,” Black Music Research Journal, 16(1), 91–122。
2. 《TÁR》獲2023年奧斯卡奬6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最佳原創劇本等奬項),Cate Blanchett拿下包括威尼斯影展、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超過30個最佳女主角的獎項。奧斯卡女主角僅入圍未獲奬,敗給楊紫瓊殊為遺憾。
3. 女同性戀者自嘲剛認識新對象沒多久就立刻要跟對方同居、太快進入一對一長期穩定伴侶關係的梗。
4. 休謨在1742、1748、1177年都發表過種族岐視的言論,以下是1777年的版本中有關白人優越的論述:“我自然而然地認為黑人天生比白人低等。從來沒有這個膚色的人種建立過文明之邦,也從來沒有個別的黑人有過卓越的行動或思想。”
5. https://www.census.gov/…/archives/population/cb12-90.html.
6. 請參考:加拿大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會長 Dr. Adele Reinhartz發表的論文:”The Hermeneutics of Chutzpah: A Disquisition on the Value/s of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ible’” https://scholarlypublishingcollective.org/sblpress/jbl/article/140/1/8/286485/The-Hermeneutics-of-Chutzpah-A-Disquisition-on-the。
作者任職於密西根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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