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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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並沒有在所受到苦難中得到答案，但經過兩次的“宇宙之旅”及“動物奇觀”後（參《伯》38-41），約伯深感自己的無能及渺小，發現苦難是一個奧秘，而人真正所需的，並不是上帝公義的回應，而是與上帝有一段相遇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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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73期。 文/談妮 耶穌說，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我們可以放心，因為祂已經勝了世界。並且，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將使我們在基督裡有平安。我們所擁有的憂愁，也將變為沒有人能奪去的喜樂（參《約》16）…… 吳獻章以約伯為例，說明上帝的安慰，會勝過我們所承受的苦難。華之惠現身說法，在至親身陷卡達冤獄的兩年間，經歷了客西馬尼園的掙扎，體會到“尊崇上帝”。陳良在兩個特殊兒出世的前後，更新自己的價值觀，學習以上帝的眼光評價人，並放下自己的意願，和上帝更親近。 吳蔓玲則說明，人若不怕苦難的欺壓，就能綻放出美麗的光彩，成為他人的祝福。歡欣提醒，苦難使人謙卑，去思考生命的本源。王倩倩孩子染毒的羞辱，反而成為她從事戒癮輔導的呼召。陳培德介紹了楊腓力——這位牧者認為，苦難使人重新建立對上帝的信心。 苦難的另一個面貌，是恐懼、是焦慮，如艾溪對《鳥人》的解讀；苦難也是昨日之夢，是昔日輝煌的荒涼與戰爭的殘酷，如王星然筆下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但親歷保釣運動的熊璩，卻見證跟隨主的人，苦難不是走向夢碎，而是更新自我認識。 這時，臨風以ISIS為例，說明極端的神學觀，足以造成巨大的苦難；鄧潔明、謝昉勸我們要轉換觀念，不可在錢財上成為牧者的“苦難”。 最後，王愷婷因為 “盼望”，因為基督在十架上的愛，雖然心中有諸多困惑不得解，但仍願意相信，黑夜過後必有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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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王敏俐 為了完成我先生的夢想，在2012年底，我們拜訪了維也納，以及維也納大學附近的弗洛伊德故居。 說到弗洛伊德故居，你心中想到什麼？或許你和我一樣，渴望在這裡，窺見心理學大師的內心世界。 有人將弗洛伊德定為影響世界歷史的三位猶太人之一。他的魅力何在？他的魅力在於：在看得見的現象裡，發現看不見的事實；在看似鬆散的隨機事件裡，發現互為因果的邏輯——我們的意念、欲望、夢境、行為模式、心理狀態……都與個人成長經歷緊密連結。 三種焦慮 一個好醫生，有兩個必備的專業素養：第一，能根據病患的病徵，做出正確的診斷。第二，為病情找到最合適的治癒之道。 從第一點看，弗氏是好醫生，因為他致力研究、分析、歸納出人焦慮、恐懼的來源，以及呈現方式。他發表過《抑制、症狀與焦慮》一文，提出人所面臨的3種焦慮： 1. 現實性焦慮。現實生活中有無法掌控的事物，人因此產生恐懼。這樣的焦慮是真實存在的。因為無論人有多大能耐，能以解決多少難題，最終逃脫不了死亡。面對現實生活，人存在著本能性的恐懼。 2. 神經質的焦慮。人對於未知世界，會產生一種誇大的恐懼與無助感。其反應出人類的所知、所做、所見的有限。面對人生的局限感，人類會本能性地產生焦慮、恐懼與無助。 3. 道德上的焦慮。當人的心思與行為違背自己的良知，人會聽到心裡的自我責備，會感到深深的羞恥與罪惡。焦慮的存在，是因為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壞，我偏去做。 的確，我們越檢視自己，就越發現，有太多的時候，我們所說、所做的，正反應著我們內心的恐懼——對於失業的恐懼，驅使我們不斷地自我剝削；對於失去所愛的恐懼，驅使我們不顧一切占有；對於受傷害的恐懼，使我們裹足不前…… 困局依然 除了病情診斷正確，一個好的醫生，也知道該怎麼帶領病人走向康復之路。這一點，卻是弗洛伊德的可爭議之處。 弗氏故居，在一幢公寓的二樓。一進去，先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候診室——當年弗氏的病人即是在此，等候生命的重整，期待靈魂跨越瓶頸、破繭而出——其實，這不是所有現代人的渴望嗎？即便過了近一個世紀，人的焦慮與恐懼不減反增，人類的靈魂困局依然。 走過候診室，是弗氏看診處。弗洛伊德鼓勵病人說出經歷過的、困擾內心深處的傷害、恐懼與痛苦——無論事件是否年代久遠，是否不堪啟齒。他的理論是：一種疾病的後面，往往隱藏著另一種疾病。要治療任何一種現存的精神創傷，都必須首先追尋出那個很可能發生於多年前的根源性創傷，然後對其進行疏導。 弗氏為人類焦慮起源的3種分類，對基督徒來說，並不陌生。因為，聖經就是一本陳明人類心靈困局的書。人的身體、精神官能的失序，的確反映出其心靈世界的破碎。我們背離創造我們的上帝，也擺脫不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罪行。自我為中心，使得我們的理性、意志與情感都扭曲。我們在罪惡中找快樂、不當笑而笑、無視自私行動對自己及他人身心可能產生的巨大傷害…… 兩種回答 弗氏以“人間為何有苦難”為理由，否定上帝的存在。其實，苦難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人執意遠離上帝，導致的必然終局。 聖經中提到一個婦女，在行淫時被逮個正著。按著猶太人的法律，她應該被群眾當場用石頭打死。有人把她帶到耶穌的面前，要看看耶穌怎麼處置。 從表面看來，這個婦女最真實感受到的，是死亡的恐懼。但是，如果更深一層地剖析，我們更看見女人心中的無奈與掙扎：誰願意陷入一段不正當的感情呢？很可能，她在婚姻之外，愛上了另一個男人。很可能，她是別人婚姻裡的小三……她何嘗不想走出情慾的困境，坦然地活著？然而慾火吞蝕了她的良知與理性。她鋌而走險，不顧一切地享受罪中之樂。 最可惡的是那個男人，在這個女人最脆弱、最需要保護的時候，不但沒有站出來承擔責任，反而背叛了她，把她獨自一人留在審判台前。兩個人的罪孽與羞恥，全由她一人承擔！ 若眾人將這婦女帶到弗洛伊德面前，他會怎麼回應？ 弗氏的回應可能是：人生就是一連串的苦難，是一場本我（原始情慾）、超我（道德意識）與自我（調節本我與超我過程中的人格呈現）的拉鋸戰。婦人的痛苦來自於，民俗、規範與社會權威所施加的控告與壓力。社會的單一道德標準，壓抑了人類的原有面貌、真實傾向、身心需要。 弗氏，乃至整個當代心理學，都懷抱這一個巨大的野心，就是以心理學模糊罪的定義，紓緩人心中良知的譴責；將上帝所定義的道德絕對標準相對化。 為躲避形式主義的愚昧框架，他們以後現代的視野高舉解放旗幟，如性解放。殊不知，沒有道德保護的解放運動，帶來的是家庭的破裂、社會的瓦解、無可逆轉的心靈浩劫。 那一日，犯奸淫的婦女被帶到耶穌的面前。耶穌說，在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當時在場的人，由老到少，每一個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石頭，一個一個離開。耶穌轉而對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在整個過程中，耶穌沒有否定、沒有模糊上帝所設立的絕對道德標準。祂提醒每一個以權威之名拿起石頭、準備懲罰別人的人：我們在罪惡面前，都是無藥可救的失敗者！ 耶穌是唯一有權柄、有權威去審判那婦女的人。然而祂不是要叫人在審判中滅亡，乃是要人認識自己的軟弱與局限，回到祂的面前，接受祂的救贖，經歷祂的恩典。唯有祂有權柄赦免那個婦女，因為祂在十字架上，為所有人承受了死的刑罰。 然而耶穌給那婦女的，不只是赦免，而是整個生命的更新。唯有祂有能力、有資格對婦女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祂是生命的光。跟從祂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耶穌直接挑戰人類面對死亡的無奈、面對自身局限的無助、面對罪惡引誘的無能。因為祂，人類從罪的捆綁中釋放，有了永生。 雪茄氣味 弗洛伊德架構出來的心理學理論，是以無神論與唯物主義為思想根據的。 然而當我們真實、全面地去探索他的心靈世界時，我們會發現，人真是錯綜複雜的矛盾體。一個人的文字世界與真實自我，往往有著令人無法理解的差異與斷層——根據弗氏女兒安娜的引述，弗氏與友人書信往來時，常引用聖經。他致力剖析人的性心理，卻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一生對妻子忠貞。 走進弗洛伊德的書房，那是當代心理學的啟始點、揭開潛意識奧秘的發祥地。100年前的此刻，弗洛伊德可能正坐在這裡，沉思、著書，或者激動地辯論。漫步在他的故居，晚了100年，只能對著墻上的老照片，低吟時空遞轉中的自白。 午後的陽光從窗口探入。傳說，老菸槍弗洛伊德一天要抽一盒雪茄。現在的書房，少了雪茄的氣味，也顯得特別寂寞。 作者來自臺灣，留學德國，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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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老公在高中時即相戀。婚後4年，我們有了活潑可愛的兒子。我們的生活雖然平凡，但也平順。然而，自從老公被診斷出骨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們的人生已經不可能再“平凡”，人生之旅不再是一帆風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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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站在教會講臺上，講述自己患病過程的時候，環顧下面的會眾，那一張張面孔是那麼的熟悉。在這些熟悉面孔的背後，每個人都有可以訴說的故事。誰沒有經歷過痛苦呢？可能是身體上的，可能是心靈上的；可能來自工作，可能來自家庭……苦難是人世間最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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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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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婆婆來美國後可以信主”，抱著這樣的目的，我積極鼓動公公、婆婆來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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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禍不單行”，2月底，又在冰雪中意外跌斷了左腿膝蓋骨。在病床上，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面試機會，都失去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痛苦迎面壓來﹐苦悶、壓抑、病痛、焦慮、孤獨， 折磨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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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3個工人在工地上砌磚，有人問第一個人：你在幹什麼？他氣鼓鼓地說：你沒看到我在堆磚頭嗎？該死的老闆，逼我在烈日下幹這麼重的活！再問第2個人同樣的問題，他疲憊地說：我在給我老婆、孩子掙口飯吃。雖然累點，但好歹還能過得去。再問第3個人，他興奮地用手指向天空，說：這裡會矗立起一座宏偉的大廈，我就在建造這座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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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二女兒出生前，我想給她起個名字。起名字可是重要的事，我來到神的面前禱告。我求問神，我這個女兒，會是怎樣的性情與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