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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懷念“泰勒博士”

朱衛海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3月20日清早,收到MSI(即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的電郵,得悉戴紹曾博士安息主懷。郵件引用了戴博士接受四川省頒發的 “昭覺縣榮譽市民”後,寫下的一段話:        “我離開……時,心中思索著‘為人民服務’這句話,主的話再次臨到我:‘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有這樣全然 委身獻上的榜樣在前,作為他的追隨者,我們又豈能少擺上一些?但是如何擺上呢?透過基督的靈,帶著他永不止息的愛,我們就能夠,並且一定會為人民服務。”        這段話,不斷在我腦海翻滾。與戴博士在四川救災工作的點滴,也不斷浮現眼前…… 不辭辛勞,關懷鼓舞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身在香港的戴博士,一直渴望到重災區綿陽,探訪受災民眾、瞭解救災工作。6月下旬,在MSI安排、醫生陪同下,戴博士帶病來到綿陽。        他長途跋涉抵達綿陽之後,未稍事休息,就立刻趕到北川中學近郊的安置點。        炎熱的中午,他站在巨大的操場旁邊,看著遍佈草坪的軍用帳篷,那是學生宿舍,安置了2,000多名的學生。他彎腰走進一個酷熱的帳篷,與學生一起坐在潮濕、單薄的床墊上。        這帳篷裡面,住了十幾位女孩子,都是失去親人的學生。戴博士關心地詢問她們的日常生活。女孩們開始時很靦腆,後來戴博士告訴她們,60多年前,自己與她們年紀相仿的時候,被日本軍關在山東濰坊集中營的生活片段。女孩們慢慢放下手上的東西,專注聆聽。        戴博士的神情像孩子般活躍,雙眼閃亮著晶瑩的光彩,帶著關懷和鼓舞。他沒有抱怨集中營的生活,相反,他不怨天尤人、不自憐自艾,倒帶著感恩和讚美。他活潑的生命見証,一下子讓帳篷裡充滿快樂笑聲和希望。這不就是最好的心理輔導嗎?        下午,戴博士來到板房安置區、臨時衛生院和帳棚學校。戴博士囑咐大家不要特別介紹他,只要稱呼“泰勒博士”就行了。結果露天衛生院的病人、醫護人員,玉米田 地上或帳棚學校裡的小學生和老師,簡陋板房中的老公公、老婆婆,大家都親切叫著:“泰勒博士,您好!”“泰勒博士來了!”“泰勒博士,請坐,請進來……”        鄉民們和戴博士之間,無拘無束地打招呼、聊天,大家像親人重遇般自然、親切。戴博士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的白人膚色和樣貌,也不是他一口地道的普通話,而是他對鄉親父老、婦幼孩童的真摯,以及發自心底的愛。 關心同工,再訪災民        晚飯後,他與我們分享神的話語。他用尼希米回國建城牆的例子,鼓勵我們恆心地禱告、全人地愛主、全身地發動、完全地擺上!要像尼希米,帶領百姓,帶領、鼓勵同心的人,拋磚引玉,讓工作留下長久的果效……其實,這不就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嗎?        他還帶來一大包麥皮,叮囑我們注意飲食健康,要常用麥皮煮早餐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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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福音進中國,福音出中國

李秀全、林靜芝 本文原刊於《舉目》13期 歷史的巨門       1973年,筆者讀到一本小冊,深受感動和激勵。其 書名是“When China Opens”(《當中國之門開啟時》)。作者帶著信心的遠見,強調:不是“如果”中國的門開啟,而是“當”中國這扇巨門打開時,許多在海外的基督徒,有否 預備好自己,去面對這一片廣大的福音禾田?         果然,數年之後,不可能變成了可能,信心的遠見變成了事實,中國這扇緊閉了將近三十年的龐然巨門,竟然于1978年對外開啟。于是,每年數百萬人次進出中國:探親、學習、經商、尋根,同時也把福音帶進中國,這全然是掌管歷史的主奇妙的作為,因為祂顧念中國。 福音進中國         《約翰福音》3:16清楚地說明了神愛“全人類”的心意。也正因為“神愛世人”,復活的主在升天之前,向門徒頒佈了“大使命”,要他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使人人有機會聽見福音,得著救恩。          在萬民之中,中國人的人數最多。根據廿一世紀初的普查顯示,中國人口已超過十三億。身為中國基督徒,向中國同胞傳福音是第一職責。正如保羅的心態,雖然他所 領受的託付是作外邦的使徒,他卻時時心繫祖國。為了猶太人--他的骨肉之親,得以認識基督,領受救恩,他心裡憂愁、時常傷痛,寧願犧牲自己、成全同胞。         回顧二千年教會歷史,我們發現,西方宣教士曾四次將福音帶進中國。雖然前三次福音行動,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中,如同曇花一現。然第四次則于1807年,藉著英國的馬禮遜宣教士,不但進入中國,而且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使中國人可以享受福音,將近二百年之久。         身為中國基督徒,當跨進廿一世紀的門檻,當眺望中國浩瀚的福音禾田,念及十三億骨肉同胞的屬靈飢渴,關懷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心靈需要時,怎能不從心底吶喊:“中國,中國,你何日才歸向基督?”         西方宣教士已在中國的福音工場上劬勞了將近兩百年,今天,身為中國基督徒,豈能繼續袖手旁觀?這是我們該當興起,與西方宣教士一同配搭,齊心協力,把福音遍傳中國的時候了。         身為中國基督徒,“福音進中國,人人有責!” 福音出中國         綜覽過去二百年中國歷史時,發現中國在列強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的傷害下,國家支離破碎、人民疾苦流離,可以用“苦難的中國”來描述。然而,在苦難與壓力的背後,主奇妙的作為再次彰顯:         十九世紀初,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帶來中國,雖然工作艱辛,推展不易,但經過“生命”、“禱告”、“金錢”的獻上,以及“流汗”、“流淚”、“流血”的見證,終于在中國的土壤上結出了紮實的果子。          到十九世紀末期,神已經在中國本土興起一些傳道人;進入廿世紀,更多神重用的僕人在各地興起,領導中國教會繼續往前;廿世紀四零年代,中國的大學生自沿海遷往內地,在聖靈奇妙的動工下,許多知識份子歸信基督。          1945 年,一百五十三位來自各地的大學生聚集在重慶,參加第一屆全國大學生夏令營;1947年,第二屆全國大學生夏令營在南京舉行,四百位大學生前往參加。聖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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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宣教的中國(史正)

史正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提到宣教,許多國人心目中單浮起對西方傳教士的印象。但近百年來,中國人在宣教事工上,起步雖晚,卻也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留下不少值得紀念的腳蹤。 一.本國拓荒佈道時期 1.中國自立會(1906年,上海)         中國基督徒獻身於宣教工作的歷史,早自廿世紀初期就已開始。當時中國教會深受庚子年義和團事件的刺激,力求自立自傳。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後,自立教會遍及全國各地。中國本土的佈道人才也被上帝興起,丁立美、王正廷等多位講員的群眾佈道,帶動了中國教會對外傳福音的熱忱。 2.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1910年,山東濰縣)         1910年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的“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喚起了基督徒學生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傳道的有530人。 3.地方性的佈道團         1911年“湖南逐家佈道團”由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兩位牧師發起,共有團員28人,遊行佈道,攜帶單張、小本聖經,逐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十萬七千餘家佈道。此外,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佈道團”,1913年“上海車夫聽道處”及“福州旗族佈道”,“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回民佈道”等。 4.中華國內佈道會(1918年,雲南)         1918年,聯合全國基督徒力量的“中華國內佈道會”,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個佈道會先由雲南開始,1922年推廣到黑龍江,1923年進到蒙古。他們的事工拓展了國內佈道的範圍,由沿海逐漸遠至邊陲地區。除此佈道團外,還有“邊疆佈道團”作類似的事工。 5.伯特利佈道團(1931年)         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大復興時期,神藉著許多佈道團點燃了福音燎原之火。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其中之一。計志文、宋尚節等佈道家在全國的影響,至今仍在。(註一) 二.國外宣教時期 1.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年,廣西梧州)         中國人第一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是在1929年開創的。1928年夏天,廣西宣道會建道聖經學校的院長翟輔民牧師(R.A. Jaffray)與中國佈道家王載等懇談,建議他去南洋旅行佈道。次年王載返國後與翟輔民決定成立“南洋佈道團”,去南洋群島宣教。1929年9月設總部在廣西梧州,後改名為“中華國外佈道團”,首派朱醒魂牧師去越南,然後派林証耶和練光臨等牧師去印尼。成立八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30年間,共派出64位宣教士,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帶領極多人信主。 2.遍傳福音團(1947年,陝西鳳翔)         到了四十年代,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師生們在禱告中,看見中國教會欠了各國福音的債;副院長馬馬可牧師為此在1947年成立一個禱告會,特別為還福音的債禱告。馬牧師覺得,主為中國信徒保留一條道路,就是要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後來在院長戴永冕(戴德生的孫子)主持下,有70多位師生決志為西北五省每星期三禱告,並成立了“遍傳福音團”(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1949年福音團的幾位同學先後差派去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其中趙麥加和何恩証更南下至喀什。遍傳福音團的志向是從西北開始,沿絲路經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可惜1950年新疆被中共統治後,這事工便停滯了。         遍傳福音團的同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紛紛回到事奉工場,並對當年立下的初衷絲毫不變。正如趙麥加所說:“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銅門深鎖。然而我們辦不到的,總希望我們的子女可以繼續擔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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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望神州 --中國福音事工背景及展望

謝松齡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與展望:       1.今後十年中國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1)根據美國一經濟學家研究得出的某指標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課題組調查統計結果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達到此指標的100%,即以理論上達到先進國家水平。        (2)曾培炎預測今後十年經濟仍將以7%速度增長,到2010年將翻一番。        (3)一系列公開發表的研究數據均表明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2.與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腐敗將會“深化”、“泛化”。        (1)“腐敗是個毒瘤,是個頑症”,也是中國社會的傳統痼疾,江澤民多次在內部及公開講話中說,吏治腐敗是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主要動因之一。這個說法,比陳雲所說“執政黨的黨風是關係到生死存亡問題”更為具体、生動。近年來,官吏犯罪的級別越來越高,案子越做越大。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及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為代表的部省級以上官員犯罪案件越來越多。        (2)執法机關的腐敗也越來越深。各地已揭露出來的省一級武警、公安、海關、檢查、法院領導貪污、走私、受賄大案、竊案、串案越來越多。黨的紀檢幹部犯罪也日益增多。        (3)腐敗已深入“尋常百姓家”。任何有一點小小“職權的人,都會按職權範圍搞腐敗”。許多小小机關發生腐敗大案。醫生、教師以病人和學生為“人質”,敲詐病人家屬和學生家長的情況遍地皆是,無處無之。         3.與腐敗相應的是“黨群”、“幹群”關係空前惡化。2000年5月的一篇公開發表調查問卷報告表明,農民對農村基層幹部已深惡痛絕到了極點。另一處講到“民謠風”;而歷史上在當民謠成風之時,都是社會黑暗、政治腐敗之時。         4.隨著經濟的、社會的各項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再分配”,各種社會問題將不斷湧現並日趨尖銳;貧富分化日益顯著,犯罪率將繼續上升,青少年犯罪、暴力型犯罪及犯罪低齡化將日趨嚴重。         正由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中國已成為展示人的罪性和惡行的一大場所。這或許將有助於中國人認識到惡行是由罪性而來,人類自己無法清除自己的罪性。 二.知識份子狀況及展望         1.“知識份子”的界定。即要解答兩個問題:(1)誰是“知識份子”?(2)“知識份子”在哪裡?有兩種解釋:其一,“知識份子”代表“社會良心”,充當“社會批判力量”;其二,“知識份子”是具有某一等級的學歷,從事某一需要相當科學文化知識的職業的專業人員。或者還有第三種解釋,兼前二者而有之。         2.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使知識份子斯文掃地,寧保“瓦全”,不願“玉碎”;又經過那時代的經濟改革,有的知識份子“抓住机遇”,混跡於農場,有的則追趕浪頭,成了“經濟動物”。因而早已喪失了“士可殺不可辱”、“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仗義執言”、“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的傳統美德。而“文人無節”的劣根性卻極度膨脹。因而就“社會良心”和“社會批判力量”而言,知識份子作為群体已不復存在,作為個体也只鳳毛麟角。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則更沒有希望。        3.如果由“學歷”和“職業”取定義,則“知識份子”隊便將急速擴大。近年來,大專院校招生數量猛增(主要出於“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及“分流潛在失業人口”的考慮)。全日制學校和“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數每年遞增10個百分點。但由於教育資源有限,尤其是師資質量和數量的下滑,擴大招生的結果只能是粗製濫造。北京大學前校長曾自稱“一流的學校,三流的師資”。其直接後果之一是中國科技排名在世紀之末已急劇下降。         4.“知識份子”不僅不比“老百姓”和腐敗官吏更多正義感,而且缺乏甚至喪失了責任感。許多人墮落為蠅營狗苟的功名利祿之徒,“跑官”、“買官”中多有知識份子;欺世盜名,不動一筆而自冠“主編”之名的校長或行政官員幾乎全是“知識份子”出身。創造“年產”科學論文上百篇“文化奇蹟”的當然也是“知識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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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帶我踏上回鄉的路

末 雁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不再“苦大仇深”           我在大陸教過一門課--《西方美術史》。在備課中, 我發現早期的藝術作品中,許多與神有關。不是《天使來報》,就是《聖母與聖子》;不是《最後的晚餐》,就是《最後的審判》……那些故事對我來講,好像天方 夜譚。那時沒有人問,更沒有書看。1992年初,我帶著這些疑問來到美國,開始在滾滾紅塵中跌打滾爬,弄得灰頭土臉。           五年後,有兩位基督徒姊妹,其中一位已是傳道人,來作我的室友,從此我家就多了許多不速之客,而且來的大多是和我一樣“苦大仇深”的。那位傳道人與他們促膝相談,招待他們用 餐,有的安排住下,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那時我們三個人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我想,這麼多人來吃,也吃了我那份啊。            我與這兩位姊妹朝夕相處,發現基督徒與普通人不一樣:他們不但說話和氣,與人為善,更有發自內心的高興(那時候不曉得這叫“喜樂”)。她們的生命是那麼吸引人,我開始羨慕那份喜樂,總想摹仿,可就摹仿不出來。她們告訴我,光想摹仿是不行的,要有耶穌的生命才行。她們帶我讀經、禱告,講解基督信仰的道,解答我的問題,分享她們的 經歷。1997年3月,我終於接受耶穌做我個人的救主。同年6月,我又決志全時間事奉。            我還得到一位牧師作我的輔導。他為我醫治過去的創 傷,重整內心和個性,並幫助我建立與人與神的關係,使我深深經歷到父神的愛,這份愛是如此真切地觸摸到我的心。慢慢地我的生命有所改變,以前我是個很尖刻 的人,現在我也有一顆憐憫的心;過去我是個孤傲的人,現在我常看到別人比我強;以往我是個自私的人,現在我也多了幾分愛人的心…… 理由一、二、三            有一次,一位慕道友來我家作客,我拿起一本基督教刊物給他看,目的是讓他受受教育。那期的主題是“宣教”。他看完後,回過頭來,認真地問我一句:“你是屬於 哪一類宣教士?”我一聽,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我不做宣教士。”理由有三點:第一,我自己早已規劃好了將來的方向,是為基督徒服務,就是“羊進入羊群”的 事奉。做宣教士則好像“羊進入狼群”,我怎麼受得了!第二,我認為宣教士會去一些偏遠的地方,需要身強力壯之人,絕輪不到我這個弱不經風的人。第三,我對 外在美很講究,做了宣教士,可能從此就沒有“佳形美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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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廿一世紀中國福音事工的挑戰

大信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7期           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啊,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結》37:9-10         幾百年前,一位西方宣教士站在澳門,曾向古老的中華大地發出悲憤的吶喊﹕“岩石啊,岩石啊!何時你才能裂開?”眺望神州茫茫土地上,無數枯乾的靈魂在發出求救的呼聲,他希望飛奔入枯骨當中發預言,宣講神生命的信息!可惜,直到他離開世界,都未能踏進這一片他所渴想的土地半步……          中國曾是一塊頑固的岩石,一塊不能裂開的岩石,但是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見神以衪的權能打開了這一“岩石”的大門!福音不但傳入中國,宣揚在神州大地上,而且還在這一片土地上扎根、生長、開花、結果了!教會在中國已經深深扎下了根,沒有任何的力量和權勢可以消滅他,“陰間的權柄也不能勝過他”(《太》16:18)。          尤其是在廿世紀這百年的歷史裡,中國教會在苦難中經歷了火煉的洗禮,從襁褓中的嬰孩逐漸成長,經歷諸般試煉考驗,成為準備有大作為的青年。廿世紀的血淚,將成為廿一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發展的種子,使中國教會在未來承擔在普世教會中當肩負的責任。 一、火煉洗禮的廿世紀           過去的一百年,對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而言,是不平凡的一百年,而對中國教會來說,更是不平凡的一百年。 1. 五十年的戰亂與試煉         本世紀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國封建体制,被一位傑出的基督徒政治家--孫中山所帶領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但革命的果實,不久就被“復辟帝制”的袁世凱所踐踏。接著的幾十年,中國飽經戰亂的蹂躪。護國戰爭、軍閥混戰、國共內戰、以及艱辛的八年抗戰,使中國飽嘗了戰爭的苦楚。直至一九五零年,全面性的戰爭才告結束。          中國教會在戰亂當中飽經試煉。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使中國教會經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逼迫。當時全國有西方傳教士近二千人,信徒約十一萬二千多人,而在義和團運動中,傳教士就殉道二百四十一人,中國信徒殉道則達二萬三千多人。中國教會是以這眾多殉道者的血為里程碑進入廿世紀的。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在知識界興起“非基督教運動”,又使中國教會過早接受了一次思想領域的圍剿。其後的種種戰亂,使中國教會與中華民族一起飽經蹂躪。但五十年的戰亂,並沒有使中國教會消散,反而增長為近一百萬的信眾,並藉著本色化運動,使福音終於在中國本土上深深扎下了根。 2. 三十年的運動與逼迫         新政權成立後的三十年,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將共產主義理論在中國試驗的結果,引發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鳴放運動、“反右派”鬥爭、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達到高潮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一次又一次打擊了人生存的尊嚴,中華民族的人格也在這一次次運動中被扭曲了。         中國教會在新政權下,開始經歷長時期的壓制與逼迫。每一次的運動對教會都是嚴重的衝擊。在全民範圍裡興起的這一系列運動,使中國教會在被迫中選擇了“地下教會信仰”的路線。在苦難與逼迫的道路上,中國教會更貼近了走十架道路的基督,也經歷了神奇妙的保守與聖靈能力的恩膏。“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賽》42:3),這正是中國教會的寫照。中國教會在苦難中,成為“火煉過的精金,高壓過的寶石”,見證了榮耀的主勝過十架苦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三十年的逼迫使中國教會增長了二十多倍,從一百萬增長為二千多萬。 3. 二十年的開放與復興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復出,並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引來了各個方面的復甦:首先在經濟領域,藉著“農業生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農民先富了起來,而“個体戶”等私營企業經濟的許可,又使市場經濟的活力被釋放出來;在教育領域,恢復“高考制”,重建大學教育機制,使得青年人重獲發展成長的機會,知識份子再一次被社會所尊重和肯定;在文化領域,也漸漸脫離“一片紅”的情境,開始呈現多樣化、欣欣向榮的局面(尤其是85至88年,以及97年之後至今)。          中國教會在這個時期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相對寬鬆了的政治環境下,巡迴佈道事工經歷極大發展,八十年代起,復興的浪潮開始從溫州、河南,遍及到安徽、山東、江蘇、浙江等地,九十年代又以東北為首的北方省份發生福音的復興。這樣,進入廿世紀末的時候,東半個中國福音傳播的局面基本上打開了。九十年代又一個復興的領域,出現在中國知識份子階層中。89年之後,在知識界掀起了罕見的“基督教熱”,並在全國各大專院校裡,湧現出無數的查經班及學生團契。另外,在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中,也掀起了歸主的浪潮,而且在其中神不斷興起獻身者。          中國教會陪伴著中華民族在廿世紀經歷了不平凡的百年,那麼在即將到來的廿一世紀又將會如何呢? 二、充滿挑戰的廿一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