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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黑森林中的明珠

區曼玲 本文原刊於《舉目》35期        提到德國黑森林,人們想到的也許是燻肉火腿、櫻桃鮮奶油蛋糕,或是咕咕鐘。但是國人或許不知,在風景秀麗的黑森林西南角,一個人口約8,000人的小城鎮Kandern裡,還有一間馳名國際的“黑森林學校”(Black Forest Academy,以下簡稱BFA)        這個學校非常特殊。 特殊的學校         故事得從40年代末期說起。當時在加拿大,有一個男聲四重唱樂隊,是由姓Janz的三兄弟及其妹夫所組成的,名為“楊子樂隊”(Janz Team)。這個樂隊專門以音樂來宣揚福音,在加拿大廣受歡迎。          1951年,楊子隊應邀到德國巡迴演唱。當時德國仍在二次大戰的廢墟中,百廢待興。不僅是德國,戰後整個歐洲人都有著心靈上的掙扎與尋求。四重唱中的Leo,是個非常有天賦的佈道家,他在德國的佈道大會,總是吸引了無數的人參加。         戰後的德國確實有迫切的屬靈需要。Leo感到上帝對他的呼召,於是1955年底,楊子隊攜家帶眷,重返歐洲,決定留在歐洲這塊土地上耕耘。他們的事工,透過廣播節目,很快地推展開來。         當時,他們的孩子都正值學齡,教育問題該如何解決呢?當地的小學是德語的,這些以英文為母語的孩子,自然有了很大的學習障礙。         綜合各種考量,楊子隊決定從北美呼召救兵。於是在1956年,第一位專業老師,以傳教士的身分飄洋過海而來。         這所超迷你型學校,在草創時期,學生人數不多,只有楊子自家小孩,以及少數來自加拿大同工的子女。有時候還出現一到六年級的學生一起上課的情形!學校不像其它公立學校一樣有實驗室、体育場等設施,但是老師會帶學生到森林裡實地觀察、觸摸,社區的公園便是他們的活動場地。         Phil Peters就是學校早期的畢業生。當年他跟著父親,從加拿大來到德國。父親幫助當地創建教會、制定神職人員的進修計劃、設計兒童主日學的課程等。Phil則每天和一大群(約10-15個)加拿大籍的小孩坐電車上學,一路上談笑玩耍,好不開心!         而Phil的妻子Tamy則來自美國,也是傳教士的子女。她從小隨著父母住在法國。她沒有一群說家鄉話的親戚、朋友作伴,也沒有專門的美國學校可上,只能進 入法國公立小學就讀。1983年,她的父母轉移工場,到德國的黑森林學校牧會,Tamy得以進入BFA就讀,完成高中的最後兩年學業。         她回憶當年轉學後的感覺:彷彿從地獄進入了天堂一般!因為她感到法國公立學校的老師嚴厲又不富愛心,學生的壓力大。來到BFA,基督徒老師本著愛學生、事奉主的精神教育學生,讓她如沐春風。          後來他們兩人在美國完成學士與碩士學位之後,又回到了歐洲,為宣教努力。目前,Phil是德國一間教會的長老,負責青年團契的事工;Tamy則在母校幫忙。而他們的三個小孩,當然也在BFA就讀。 “燭光晚餐”         五十多年來,在北美傳教士的支援之下,BFA漸漸擴大成為一所聲譽良好的中小學(1至12年級),畢業生廣受美國各大名校的青睞。許多來自加拿大或美國的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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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千里》譯後

張玫珊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老大的中國正痛苦地要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竟發生了令舉世震驚的庚子年“義和團”事件。根據教會和西方差會的歷史記錄,於動亂中約有四萬九千名中國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駐華差會中,以“中國內地會”的損失為最大──犧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創立於1865年的“中國內地會”,是英國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當時僅有的十英鎊為第一筆奉獻基金而開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國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鎊,我願意為中國完全獻給神;我若有一千條生命,我也願意為了中國完全獻給神。”由於痛感遠在中國內地省份的數萬萬百姓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他為“中國內地會”的第一個禱告,就是求神預備“二十四位幹練、願意奉獻的同工”,以便兩人一組,分別去到當時中國內地每一個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開始拓荒的工作。           時至1900年,“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已從當初的戴德生一人,發展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國本地同工),分佈於中國十五個省份,仍堅持其創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內陸、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穿中國衣服、學說中文,長住當地,特別要將基督的福音帶給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觸到福音的民眾。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註一),就是這批前仆後繼的福音使者之一。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在本國任牧職九年,於1896年離開英國到中國,加入“中國內地會”,被派駐當時的山西省潞安府,協助“劍橋七傑”(註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於當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則於一年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到中國與丈夫團聚。            不料才三年,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地區迅速蔓延,嚴重威脅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著各種危險,在1900年那格外炎熱的夏季,帶著重孕在身的妻子舉家逃難。           最初的計劃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區;然而,歷經難以言傳的艱辛跋涉,沿途不斷遭到群情沸騰之暴民的圍堵威脅,好不容易來到直隸省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帶暴亂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本寸步難行,只得再次冒險,經過許多磨難,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後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勢,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離當時由毓賢(後有“山西屠夫”之稱)所管制的山西,經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擔驚受怕、忍饑捱渴、與乞丐為伍,並多次被搜身、奪去一切所有,隨時準備受死;甚至有兩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剝去衣衫,赤身露体,當眾受辱……           當Glover先生帶著奄奄一息的妻小終於到達了漢口,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怎麼可能活著走過來:“不可能的事難道竟成了事實?神真已將我們從死亡的閘門中救拔出來,將我們的千里險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這段逃難敘事,原由倖存的當事人寫於二十世紀初,講的是當時剛發生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真人真事。而今,一個世紀之後,為了要把這本英文記錄“還原”到中國當年的處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為這本書搭起一個歷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關的歷史圖文資料時,真像在看舊報紙,深感那個年代實在距我們不遠。閱讀當初流傳下來的各種個人日誌信柬雜抄,還有後世學者們《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之類的書,於我彷彿是一小趟“尋根”之旅,從地理形勢、到民生經濟,從歷史傳統、到人文風貌……探訪了一百多年前的華北,甚至到了魯西南──我父親回憶中的故鄉。其間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貧瘠土地上經常鬧饑荒的農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辭萬里來到中國,為了要將那超越苦難的“福音”傳給當時看不見任何盼望的中國百姓,卻被捲入一場不由分說的暴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