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里之死看文化的變遷(臨風)2016.07.07

文/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7.07

被譽為“最偉大的人物”、3次登上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寶座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942-2016。原名Cassius Marcellus Clay),於今年6月3日去世了,享年74歲(1942-2016)。

他的去世並不意外。早在42歲時,他就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氏症。長期與病魔抗爭,讓他衰老得很快,很早就喪失了說話的能力。

我從小對阿里印象深刻。我不懂職業拳賽,只記得他一直標榜自己是“最偉大的”、“最英俊的”、拳頭最大的。他的大嘴巴和拒絕服兵役,以及不檢點的私生活,讓我這個東方腦袋很難接受。

我一直覺得,他代表了美國人的膚淺、自私和狂妄。

因此,他去世時全世界對他愛戴和哀悼,讓我有點詫異:據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都無法爭取到在葬禮上致辭的機會。許多名人說,阿里是他們最景仰的英雄。他們不僅景仰阿里的拳王地位,更景仰他的精神。奧巴馬總統也說:“毫無疑義,穆罕默德.阿里是最偉大的。”

這讓我心裡產生了一個問號。

在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除了拳擊以外,大多數人似乎都不認為阿里偉大。80年代以後,他拖著病體投入了世界和平的工作。但是,這就讓他變成了“最偉大的人物”嗎?

從克萊到阿里

阿里原名小卡修斯.馬塞勒斯.克萊(Cassius Marcellus Clay Jr.),生長於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12歲時,因自行車被偷,他向員警喬.馬丁報案。馬丁鼓勵他跟自己練習拳擊,他同意了。結果他表現優異,在1960年的奧運中嶄露頭角,得到羽量級拳擊的金牌。

之後,他進入了職業拳擊的圈子。因為他總是吹噓自己英俊、速度快、無人能敵,贏得了“路易斯維爾的大嘴巴”(Luisiville Lip,編註)的綽號。

1964年,他挑戰人人敬畏的重量級拳王桑尼.利斯頓(Sonny Liston, 1931-1970)。

克萊在賽前不斷嘲笑利斯頓,激怒他。他還宣稱,要在打敗利斯頓之後,把利斯頓送進動物園……雖然大家都不看好克萊,準備看好戲,然而克萊這位22歲的毛頭小伙,卻讓全美跌破眼鏡,竟然擊敗了利斯頓,坐上了重量級拳王的寶座。

這個消息如一個重磅炸彈,在全世界爆炸開來。

在1965年的衛冕賽中,克萊再度擊倒利斯頓。那幅著名的利斯頓倒地不起的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全國人的心中。

在20年的職業拳擊生涯中,他前後3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王的寶座,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他特有的拳風,他輕巧的身段(像蝴蝶般飄搖,像蜜蜂般蟄刺);他的自大、傲慢,都令人刮目相看。

今天美國很多職業運動員喜歡說“垃圾話”(trash talk),阿里可說是始作俑者。

在第一次擊敗利斯頓後不久,克萊宣佈加入“伊斯蘭國度”組織(Nation of Islam)——儘管這個“黑色穆斯林”組織並不被伊斯蘭的主流教派接受。

他宣佈拋棄“奴隸”的名字——克萊(土塊),改名為默罕默德.阿里,象徵自己新獲的身份。他成為該組織的領袖以利亞.穆罕默德以及馬爾科姆.X的忠實夥伴。

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的時代,“黑色穆斯林”與馬丁.路德.金牧師所推動的民權運動正好南轅北轍,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理念。一個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感召,推動和平抗爭和種族融合,一個從黑人種族優越主義出發,在伊斯蘭的外衣下高舉黑色權利,反對種族融合。

反戰與反種族融合

1964年越戰升級。阿里起初沒有通過陸軍的智力測驗(他高中時學業荒廢),得以免役。後來因為國家需要兵員,標準降低,他合格了。

可是,阿里對越戰非常反感,拒絕服兵役(當時是徵兵制)。為此,他受到了社會普遍的鄙視。當記者逼問他為什麼反戰,他著名的回答是:“我跟越共沒有任何恩怨!”他把自己稱為“出於良心的反對者”。

以他在拳擊界的名望,他就是當兵,也極有可能不用上前線作戰,而是擔當慰勞戰士的工作。但他認為,慰勞戰士比上戰場更惡劣。

他傲然地說:“美國,你能給我什麼?你要我放棄我的宗教,同白人一樣,去與我所不認識的人征戰,只是為另一批我所不知道的人爭取自由——那個我的黑種同胞都得不到的自由?”

1967年4月28日,阿里正式拒絕服役。如所預料的,他為這個決定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拳擊委員會撤銷了他的冠軍頭銜,並且禁止他參加任何比賽。

10天后他被逮捕。經過法院審判,他被陪審團認定有罪。法官判他最高的5年刑期,並處罰款。在上訴期間,他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與拳擊賽絕緣。

可是因為戰事不利,美國民心開始轉向,反對越戰的呼聲逐漸加強。阿里也逐漸被不願當兵的年輕人視為堅守原則的英雄。

1971年,美國最高法院終於全體通過,推翻了判決。他恢復了職業拳擊手的身份,但是已經損失了最佳體能的數年。

當年,他是個爭議性很高的人物,褒和貶幾乎到了兩個極端。他的私生活也充滿了矛盾。

阿里生長於重視家庭生活的基督教家庭,他本人也經常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不過,他的性放縱卻是出了名的,而且相當公開。他對拳擊對手無情的挪揄,也讓人感覺他缺乏風度。大家不禁好奇:這些行為,如何與他的伊斯蘭信仰相調和?

退休與和平大使

1981年底,阿里宣佈從職業拳界退休。

42歲那年,他被正式診斷患有帕金森氏病。這個中樞神經系統退化性失調的慢性疾病,損害了他的行動和語言能力,極有可能這是他腦袋長期遭受重擊的結果。

一位靠大嘴巴威嚇對手的人,到頭來變成一個無法言語的人,相當的諷刺。

幸好,阿里40餘歲時娶了小他15歲朗尼(Yolanda “Lonnie” Williams。她於1986年與阿里結婚。編註)。朗尼是他的第四任妻子。

朗尼與阿里老早相識,她在5歲時就開始暗戀阿里。婚後她放棄自己的事業,30年如一日,悉心照料阿里的身體和事業,使得阿里的生活逐漸走上常軌,能夠不顧病痛,從事和平大使的工作。

根據阿里与女兒漢娜(Hana Yasmeen Ali。1976年為阿里的第三任太太Veronica Porché Ali所生。編註)合寫的自傳,阿里在1975年脫離黑色穆斯林,改宗遜尼宗伊斯蘭教,並成為蘇菲派信徒。在他的心目中,伊斯蘭是宣導和平的宗教。他的疾病,也逐漸使他變得柔和。

2011年父親節,漢娜撰文,引用阿里的話說:

“我一直希望不僅做一個拳擊手,不僅是三度重量級拳擊冠軍。我願意用我的名聲,我這張世界知名的臉,去激發世人。我犯過錯誤,但如今,如果我能讓任何一個人活得更好,那我就沒有白活。”

發病後的阿里,希望替那些沒有聲音的人說話。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他多次收集食物和藥品,救助世界上的貧窮地區。

1985年,阿里到黎巴嫩,設法營救4位人質。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前,他去伊拉克勸說薩達姆,釋放14位美國人質。2011年,在他疾病的晚期,他還去伊朗與宗教領袖交涉,營救兩位美國人。

卡特總統稱讚他為“世界友誼先生”。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羅登,在2013年這樣寫:

“阿里的行動,改變了我心目中‘運動員如何才算得上偉大’的標準。單在體育上表現突出還不夠,關鍵在於你為群體爭取自由做過什麼貢獻?你為不辜負建國原則做過哪些事?”

2005年,小布希總統給阿里頒發“總統自由勳章”(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編註),肯定他對人類社會和平的貢獻。

對阿里的蓋棺論定

6月初,記者羅伯特.里普賽特(Robert Lipsyte, 1938-),為《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寫了兩篇長文,紀念阿里的一生。

里普賽特是現今最瞭解阿里的媒體人。自從1964年他代表《紐約時報》採訪阿里與利斯頓的世紀之戰開始,他前後關注阿里52年。阿里也對他信任有加。

他的這幾篇文章,是我讀過的所有紀念文中最翔實、也最公正的,可以說是對阿里的蓋棺論定。

里普賽特認為,阿里一直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他既不是聖人,也不是泰迪熊。他描述阿里,有“靈活的頭腦,熱情樂觀的個性,傲慢的自信,以及不斷演進的一套信念。這些組合培養出一個充滿磁性(非常有吸引力。編註)的人物,不能單單被拳擊場所定義。”

在無意中,阿里介入了美國三大議題:種族、戰爭、宗教。他成為了穆斯林,而那時,絕大部分美國人還不知道伊斯蘭為何物。他成為主流文化中的異類——自戀、狂傲、勇敢的異類!

現今許多人推崇阿里為民權鬥士,里普賽特認為,這並不符合事實。

阿里當初主張黑色種族優越主義,而不是平等的民權。他嘲笑其他黑人拳擊手的做法,更是和他的信念不一致。例如,黑人拳王喬.弗雷澤(Joe Frazier, 1944-2011),在阿里落魄時救濟過他。阿里卻多次侮辱弗雷澤,稱其為猩猩。對此,弗雷澤終身耿耿於懷。

里普賽特認為,阿里最珍貴的遺產是他的奮鬥精神:就是“我不必成為你所期望的我,我可以自由地作我自己”的那種獨立精神。阿里在強權下不低頭、鍥而不捨、勇於承受打擊的性格,激發了人們的內在的勇敢。

他在發病後,勉力從事和平工作,使這一點更顯得突出。

1996年,在亞特蘭大舉行的奧運上,他排除萬難,用顫抖的手點燃奧運火炬,讓許多人激動不已。可以說,他的形象從此改變了。

阿里的葬禮,是他自己事先安排的。那是個多宗教的儀式,各大宗教都參與了。他不再是異類。他成為了主流,成為眾人歌頌的英雄。

文化的轉移與人性的不變

2012年《時代雜誌》(編註),把阿里列入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20人,與華盛頓、傑佛遜等人並列。《時代》稱他是“開拓者,有遠見的人,和文化大使。他定義了一個國家。”

他那個穆斯林的背景,早年不檢點的生活,自戀式的狂言,都不再成為定義他人生的標記。人們感念的,是他面對強權的勇敢,他講真話的性格,他不顧身體的殘障、積極關心人類福祉的心境。他成為美國文化的表徵,成為人們共同景仰的人物。

這固然是是阿里有所改變,但更是人們的觀念改變了。阿里的英雄形象,與謙卑、謹守、潔身自愛等等傳統價值十分不符。然而今天的美國社會,傳統價值縱使仍然受到尊重,但已是次要的考量。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化侵漸的結果。

不過,這並不表示,現在的人沒有是非觀念、不重視道德價值,或是“道德價值崩潰”——這是過分簡單的判斷。若真如此,這個世界就不再有神聖的價值了。

從對阿里形象的改變,我們看出,公平、正義、自由、人權,而非謙卑、謹守、自潔,在現今的美國社會更受重視。

在這個文化框架下,人們不畏權勢,敢於表達自己,具超黨派(宗派)思維,勇於追求夢想。這就是現今之人,特別是千禧世代,所重視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然而,有一點千古不變,那就是人性。

人性雖然有光明的一面,卻也永遠是殘缺的。沒有人可以達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殘缺,不論如何隱瞞或修飾,總是以各種臉譜出現。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脫離自我的牢籠。

在多元社會中的福音傳遞

不過,向不同的是非觀和道德觀的人傳遞福音信息,與在同質社會中傳遞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諱的就是不尋求瞭解對方,只用“我”的是非觀去評斷他人。這會造成對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覺上都難以接受福音。

這不是對方是否“心硬”的問題,而是觀念上的鴻溝。人不可能接受與自己道德觀和是非觀相抵觸的信仰。

例如,最近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發生了恐襲事件。一個“獨狼”穆斯林殺手,進入同性戀夜總會開槍,造成美國歷史上死傷最多的槍擊案。

事發後,有基督徒撰文,呼籲為死難者的家屬禱告。不過作者也特別聲明,不同意死難者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價值。

如果受難的是股票投機團體,或是煙草公司員工,我想沒有人會在關心之餘,特別重申:我們不同意其價值或產品。為什麼對同性戀就有這樣的聲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我認為,這是文化上的差距造成的。

故此,這些基督徒付出的關懷,雖然是誠懇的,卻很可能有人不接受、不理解,因關懷者沒有認識到道德與是非觀的差距。

當年保羅在雅典,如果他不瞭解羅馬的文化價值,只從希伯來人的角度看問題、與人對話,我想亞略巴古的那批聽眾也可能會反感。

今天有些人只看重幾個與“性”有關的文化價值和道德問題,而忽略了與公平、正義和社會福祉有關的道德價值。因此,世人可能視這些基督徒為“沒有道德”的人,當然也就無法接受他們所傳的福音。

反之,如果基督徒瞭解並尊重他人所看重的道德價值,並且以行動來表明基督徒的愛心,他人才有可能瞭解和尊重基督徒所持的信仰的內涵,和基督徒所看重的道德價值。

今天,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各方,都做出過許多義正詞嚴的批評。然而這不過是浪費口水,因為都是擦肩而過——沒有對話,沒有交集,蓋因兩造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語境和文化價值之中。

這就是阿里之死給我帶來的聯想。

(除了文中所註資料,本文亦廣泛參考了報章雜誌和網上媒體。)

編註:2016年6月20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在此以標題“最偉大的人物”(The Greatest / MUHAMMAD ALI / 1942-2016)與阿里年輕的照片為封面。這是阿里第5次登上《時代》的封面。前4次分別是1963年3月22日,1971年3月8日,1978年2月27日與2002年1月28日。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專職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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