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定論

本文原刊於《舉目》雜誌67期 呂居       在今日再思衛斯理兄弟（約翰‧衛斯理，1703-1791；查理‧衛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學，是恰當而必要的，因其對當代中國教會有多重的鑒戒與啟迪。       衛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當時的英國，與今天的中國類似，都是社會飛速變革的時代。工業化和城鎮化，一方面產生了擁有大量財富的新興資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礦工與農民，拋在貧困線上掙扎。社會兩極分化，道德破產，酗酒、賭博泛濫，棄嬰隨處可見。底層民眾感到絕望無助，怨戾之氣濃鬱，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然而，英國最終避免了法國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壞模式，和平實現了制度變革，平順進入現代化。這種良性的制度變更，衛斯理兄弟功不可沒。       法國歷史哲學家埃利‧阿萊維（Elie Halevy, 1870-1937。編註），比較英、法兩國從專制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他評論道：“如果我們相信經濟狀況決定人類的歷史命運，那麼幾乎可以肯定，19世紀的英國，比起所有其他國家，更應該爆發政治和宗教革命。”（註1）       當時，無論是英國憲法，還是作為國教的聖公會，都已無力挽回英國社會的暴力趨向。然而，當時一種“不從國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國，沒有像法國一樣，產生類似雅各賓主義的極端暴力專政。阿萊維所謂的非國教信仰力量，就是衛斯理兄弟領導的19世紀英國大復興！       按照聖經“從果子辨認樹之本質”的實效認識論，循道會領導的英國大復興，既已產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會效果，必定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借鑒。本文嘗試先探討衛斯理神學對當代中國教會的意義。   衛斯理與預定論      毋庸置疑，衛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學（Arminianism）。阿米念主義在神學系統的完整性方面，顯然比不上加爾文主義（Calvinism）。衛斯理也從不認為自己以系統神學見長。他側重的是信仰的實踐與經驗。且在牧會、佈道、宣教等事工中，對加爾文主義的邏輯體系提出了質疑。（參：方鎮明，《在夾縫中，追求合一》，《舉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編註）       綜觀神學歷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贖理論。大公信仰大都側重上帝在救贖過程中的全能與主動。人是處於墮落與被動境地的救贖對象。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等神學家們的觀點，莫不如是。       只是，加爾文的預定論，把救恩論中的神性因素絕對化。作為被救贖的人，在救恩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自由與貢獻，沒有任何能動性與創造力。人，在加爾文神學中，被物化為完全被動的救恩受體。衛斯理認為，這顯然與人作為意識主體的存在特點，並不相符。       衛斯理試圖修正加爾文主義的極端色彩，還原聖經闡明的、人作為救恩受體的責任與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講章中指出，預定論是危險的教義，損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從根本上否認了救贖、宣道、聖潔、行為、德行、安慰、盼望等諸多信仰要義。他認為：       “（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所表達的，無非是這樣一個信息：基於永恆、不變、不可抗拒的神聖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類總會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類總會沉淪。前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失落救恩，後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得到救贖。”       “……對於那些預定得救的人，無論是否有人對他們講道，他們總會得救的……對於那些預定被棄的靈魂，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