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4.01.15
陆加
有点儿“新天新地”的味道
在日本的本州和四国两岛之间,有一片平静且富饶的水域。它虽然连接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但因被两个大岛保护,所以风平浪静如同世外桃源一样。这片海水和其上三千多个岛屿构成了日本最早也是最大的国家公园:濑户内海国家公园 (Setonaikai Inland Sea National Park)。
在公园内,我们选中了一个叫大久野岛(Okunoshima)的地方游玩。从尾道市上船,只需15分钟的船程就可以上岛。虽然叫“大久野”,但它既不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也不荒野,游客们更愿叫它——“兔岛”,因为岛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居民(30个),还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兔子。
兔岛的确名不虚传。我们一上岸,就立刻看到兔兔们三三两两欢快地向游人跑来。它们有纯白、棕黄、灰黑各色组合,不少还拖家带口,带着兔崽崽们一起来。兔子们的友善有点让我们吃惊:一般兔子不都是见人靠近就吓跑吗,哪有反而跑向人群的?
幸好上船前我们买了几包兔食。所谓兔食,其实就是一根根小小的干草棍。兔子们显然知道游人就是它们的活动餐车,个个都训练有素地从我们手里直接叼过草棍,耐心地嚼起来。
渡船带来一波波游客,很快就被兔子们的簇拥起来。
岛上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些细心的妈妈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她们从包里拿出一袋袋胡萝卜、卷心菜,给兔兔们改善伙食。岛上葱绿的树林,平缓的沙滩和形状各异的岩石,与周遭碧蓝的水域烘托着人兔亲密互动的场景,真有点儿“新天新地”的味道。
“外扬家丑”的良知
在兔兔们的簇拥之下,我们走到岛中央,来到绿树掩映下的一个小小的建筑前。除了见识热情友好的兔子们,这个很不起眼的建筑却是更吸引我们来兔岛的原因——参观大久野岛毒气博物馆(Okunoshima Poison Gas Museum)。
1929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这个“优美和谐”的小岛一直是日本秘密化学武器的生产中心。当时的兔岛没有兔子,是种稻谷的。因为有外面的宁静和美丽,被当局用来做掩护,使毒气的制造不引人注意。
这里生产的化学毒剂被装载在毒气弹中送到中国战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资料,毒气弹造成了约8万中国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这个毒气博物馆成立于1988年,它保存和记录了这一段黑暗的历史。(注1、2)
对二战的反思,有一个常被提及的事情,就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对战争暴行不同的反应。
1970年12月,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在波兰华沙犹太英雄纪念碑前献花时下跪,成为全球瞩目的事件。战后的德国也曾给予以色列政府和大屠杀幸存者大量赔款;在柏林兴建犹太纪念馆,使大屠杀的历史能够不断的警戒后人。这些行动促成了战后欧洲国家之间以及与犹太人之间良性的和解。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战后对于“给邻国带来的苦难的总是支支吾吾,不肯切实的认错和道歉”。(注3)
究其原委,一边是广泛的基督信仰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这信仰的起点,是人在上帝面前,对自身罪性与过犯的认罪和悔改。另一边则是东方的羞耻文化,导致不能面对自身黑暗的历史。
然而,这个毒气博物馆的存在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家丑不外扬的地方,竟有人“外扬家丑”,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这家博物馆真的很小,小到只有一间主要展室,门票不到1美元。展出内容基本上是按著1920年到1945年的时间顺序排列,展示了一些当时使用的很简陋的设备和人员保护服装。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提到,生产的化学毒气在二战中都是投放在中国战场。这部分展板很小,有些细节内容只有日文,没有翻译。展板同时提到,这些资讯当初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披露的。其中有一张图特别标志出日军投降前夕在中国大陆各处掩埋毒气弹的地点。截止2002年,还有至少10处的掩埋地尚未挖掘处理。
参观的人很少。作为一个博物馆,可以说它有很多短板。比如展览中很强调这些有毒物质给当地居民和雇工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对战争中对邻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却提及不多。此外,展览明确要求不许拍照,整个展览缺少文字翻译,特别是没有中文解释,这对中文访客造成很大不便。
兔岛的行政区划算是广岛市的近郊。距离毒气博物馆仅30英里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和原子弹灾难及世界和平纪念馆。那里每年都有数百万记的参观者,他们排著长队,络绎不绝地来了解广岛原子弹对广岛人们和城市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和破坏。那种氛围与冷清的毒气博物馆形成鲜明的对照。
“毒气制造和原子弹爆炸都发生在广岛地区,我希望参观原子弹纪念馆的人们也可以同时来看看这个毒气馆,这样会使我们记得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这句话是村上馆长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讲的。(注4)
也许这个偏僻和寂寞的毒气博物馆永远不会有百万的访客,也许它只能这样微弱的存在着,也总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标志着日本民族在自省中向前走了艰难的一步,而不是湮灭良知的呼唤。
在战后德国和日本对战争暴行忏悔的反差里,我们应该加上一句:即使在没有基督信仰能够深刻影响的文化里,我们仍可以触摸到因良知所带来的部分道德驱动。毕竟良知也是上帝安置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
认罪•悔改 vs 欺骗•搪塞
从勃兰特总理那次历史性的下跪到今天,已经50多年了。
反观当今的西方国家,能够公开认错的政治领袖看似越来越少了。公开认错不再是勇气,反而成为软弱的象征。政治领袖用夸大,扭曲的方式讲话已是常态。对大众而言,只要这些领袖为自己办事,说谎算是无所谓的小节。
很明显,基督信仰对政治领袖道德品格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在进入21世纪后,西方社会里否认二战中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声音在增加中,而支持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声音,也重新抬头。估计像勃兰特总理这样的政治领袖,已经很难在今天的西方国家里胜选。
更令人担忧的, 则是基督徒对自己首先需要“认罪”“悔改”,这些信仰的基本操行越发不感兴趣。在教会内,讲台上很少提及基督徒应该如何省察自己内心的罪并认真地悔改。当教会出现问题时,我们常听到的是,教会领袖如何掩盖事实,以及对受害者和呼吁改革者的欺骗与搪塞(注5),失去了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悔改而来的诚实与勇气。
对教会外的社会政治,我们认为“基督徒”政客只要能替我们办成“实事”就行了,至于他是否有过认真的悔改,是否说谎,是否不择手段,都没有关系。至于实事是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基督徒的这一边)争取到更多的选票,成为权力的多数,那么靠着立法,我们可以打赢文化战争,实现道德的进步。
这种只在乎外在的输赢,只在乎能否遮掩过犯的方式,是对信仰的削弱和反证,是连世人的良知都骗过不去的虚伪,是对圣洁上帝的亵渎。
施洗约翰对前来请他施洗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太》3:8)这两类人算是当时犹太社会的显赫人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
按我们今天的做法,施洗约翰也许应该大大地夸奖他们,然后请他们四处去作见证,或者借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改变社会制度或规则。然而施洗约翰却对他们发出极其严厉的警告,斥责他们的虚伪,并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太》3:10)。
但愿我们把圣经的警戒当真,使我们能诚实的面对自身的过犯与内心的黑暗,并重拾彻底悔改与更新的勇气。基督信仰改变世界先从自身的真正悔改开始。
注:
1. 兔岛旅游网页(包含毒气博物馆):http://rabbit-island.info/en/。
2. Okunoshima Journal; A Museum to Remind Japanese of Their Own Guilt. Nicholas Kristof, New York Time, Aug. 12, 1995.
3. 关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之后如何道歉的反思,请参考若歌教会黄小石长老的文章 《伤痕》,发表在,浮生‧拾穗-生之喻, 219页。宇宙光2015年出版。
4. 同注2。
5. 美南浸信会的毁灭性灾难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2/june-web-only/southern-baptist-abuse-apocalypse-russell-moore-zh-hans.html 。
作者出生于北京,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细胞分子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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