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5.22

江慕理

1957年，美國見證了兩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相遇：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和葛培理（Billy Graham，亦作“比利·葛理翰”）。在紐約，金恩在葛培理的佈道會上發表了演講。葛培理對金恩的社會參與和他所體現的基督教精神表示贊賞。

然而，兩人的和諧關係受到了挑戰——葛培理與支持種族隔離的州長Daniel Price同台。他堅守非政治和遵紀守法的原則，與金恩倡導的民權不服從行動，形成鮮明對比。

葛培理認為，種族主義等社會問題，是“心靈問題”。他專注於個人的救贖和改變。他的神學觀點，以及他與政界高層的關係，使他對民權運動持謹慎態度。他認為，社會的重大變革，將在基督再臨時實現。

與此同時，金恩對白人為主的教會領導層的失望，日益加深。這在他撰寫的《伯明罕監獄來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主張立即採取實際行動，來對抗種族不公。這與葛培理更注重心靈層面、較少直接對抗的立場，截然不同。

這種不同，更引發了廣泛、持續的辯論：在充滿分歧的世界中，如何最好地實踐福音的真理？

彼得和保羅的衝突

其實這一論題，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早期教會裡，保羅與彼得之間的分歧，就是一個例證。從《使徒行傳》中，我們看到初代教會在聖靈引導下的成長記錄。

其中，彼得和保羅，是當時教會中兩位重要的領袖：彼得被稱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使徒；而保羅，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他們在福音的傳播中，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然而，《加拉太書》第2章記錄的安提阿事件，則反映出一個問題：他們二人所教導的，是否基本一致，還是存在分歧？

在《加拉太書》2章1-10節中，保羅描述了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會議——在那裡，他澄清了他在外邦人中傳播的福音。而教會的領袖們（包括彼得和雅各），認可了保羅的資訊，是與他們的相同的。這證明他們對核心真理的認識，是一致的。

然而，衝突卻在《加拉太書》2章11-16節中浮現。

此時，場景從耶路撒冷，轉移至安提阿。最初，彼得在那裡欣然與外邦信徒一同吃飯。但當一群可能是法利賽派的猶太基督徒，從耶路撒冷來到安提阿後，彼得就停止與外邦人共餐。

保羅注意到彼得的改變，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彼得這樣的行為，是在福音上做了妥協。

為什麼彼得吃潔淨食物，反倒是在福音上做了妥協呢？保羅認為，“因信稱義”的福音和行律法稱義的認知，相互矛盾，同時福音的傳播，也應超越文化習俗的限制。他在《哥林多前書》9章19和22節中提到：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人管轄，但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贏得更多的人……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對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要救一些人。”

保羅願意適應不同的文化習俗，以福音的傳播為最高目標。

有意識的選擇

19世紀，英國傳教士戴德生，為了福音的緣故而與中國文化認同，因此被人銘記。他穿著長袍馬褂，反映了他致力於將福音傳給中國人的決心。他的服飾選擇，不是因個人喜好，而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以融入他服事的環境。

與此相似，使徒彼得初期與外邦信徒相處時，也表現出融入服事環境的意願。他與外邦信徒同食——雖然這違反了猶太人的習俗，但他明白，基督的福音超越民族與文化的界限。彼得的行為，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9章23節中的陳述一致：“凡我所做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共用這福音的好處。”

然而，當來自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抵達安提阿時，彼得改變了。以下是筆者想像的彼得與那些猶太人之間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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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彼得，你和外邦人一起吃飯，不遵守我們的飲食律法，這是在妥協你的猶太身份！”

彼得：“沒那麼嚴重吧？只是吃飯而已！”

猶太人：“你吃的食物是不潔淨的，這違背了摩西的律法！”

彼得：“呃，你說得對；我確實不應該吃這個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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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害怕批評和羞恥，使彼得做出了妥協。更遺憾的是，他的行為還影響了其他人，包括巴拿巴（參《加》2：13）。巴拿巴從最初起，就與保羅一同宣教。他見證了外邦人的信主，也出席《加拉太書》2章1-10節中提到的耶路撒冷會議。然而巴拿巴也跟從彼得妥協了！這凸顯了此問題的嚴重性。

         為什麼選擇公開批評？

彼得和保羅在耶路撒冷的最初會面，如《加拉太書》2章1-10所記，是私下進行的。那麼，為什麼保羅選擇在安提阿，當眾批評彼得呢？是因為他太憤怒，還是因為他這樣做是出於理性的判斷？

我們有理由認為，保羅的行動不僅僅是出於著急，更是因為他相信，必須公開糾正彼得的做法。保羅選擇公開指責彼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事件已經公開化：

《加拉太書》2章13節提到，“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這表明彼得的行為已經成為公眾議題，許多人都在效仿他。因此，保羅公開責備彼得，既是指責彼得的偽善，也是要糾正由此產生的廣泛行為。公開批評彼得，等於是在批評所有模仿他的人。

2，問題的嚴重性：

保羅在《加拉太書》2章14節中，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我一看見他們做得不對，與福音的真理不合。”他認為，這不是小事。安提阿的外邦信徒，可能因彼得的行動，誤解福音，以為遵守猶太習俗是得救的必要條件，繼而誤解基督教自由的本質。保羅必須捍衛福音的核心原則。

3，彼得需要這種公開指責：

彼得在安提阿的妥協，源於害怕受到批評和羞辱。保羅私下責備他，可能難以奏效。因為彼得可以私下同意，但在公開場合仍然妥協。保羅選擇公開面對彼得，是一種策略——他迫使彼得面對自己的恐懼。既然已經當眾受指責了，彼得也不會再害怕猶太人對他做什麼了。

這次批評的結果，是彼得接受了保羅的立場。在《使徒行傳》15章中，耶路撒冷議會最終證實了保羅是正確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衝突並沒有導致使徒之間持久的敵意。多年後，在《彼得後書》3章14-16節中，彼得高度評價保羅，承認他的著作是聖經的一部分。

彼得身為早期教會最受尊敬的使徒，所表現出的謙卑與虛心受教的精神，可見一斑。

彼得怎麼會犯錯？

彼得，作為耶穌最早的門徒之一，見證了耶穌的復活。並且，彼得是首位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徒，他怎麼會犯下這樣的錯誤？有一種可能是，他害怕批評，或為了避免衝突。也有另一個可能：他沒有完全理解福音。福音教導我們，救恩是藉著基督，而不是藉著律法。彼得的行為表明，他沒有完全明白這一基本真理。

對此，保羅的回應是：“可是我們知道，人稱義不是因律法的行為，而是因信耶穌基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為要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律法的行為稱義，因為，凡血肉之軀沒有一個能因律法的行為稱義。”（《加》2：16）

簡單來說，稱義不是通過遵守宗教律法，而是通過對耶穌基督的信靠，因為人無法藉著行為稱義。這一核心的資訊，貫穿了《加拉太書》和《羅馬書》。

保羅需要寫兩封長信來教導此資訊，是因為接受福音和實踐福音，是兩件事——雖然“信耶穌，得永生”容易理解，但接受並且實踐，可能很困難。即使像彼得這樣偉大的使徒，也會犯錯。

對優越的渴望

世上充滿與福音核心價值相悖的觀念，例如基於階級、國籍、種族或教育的排他性。這些觀念背後，隱藏著一種普遍的心理：對優越的渴望。

這種對卓越的追求，通常源於對不足的恐懼。人們試圖通過提升自己，來確認自我價值。這種由恐懼驅使的追求卓越，助長了世界上多種形式的不公和不平等。通常，有不公義的地方，總有一方試圖壓制另一方，從而加強自己的優越感。

然而，福音挑戰了這種世俗的思維模式。承認自己是因恩典得救的罪人，與壓制他人、獲得優越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福音號召我們謙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對上帝恩典的依賴。福音強調，我們的價值不取決於我們的行為，而是基於基督為我們犧牲。

基督團契是跨越種族界限的，然而在彼得的時代，以及在20世紀，許多基督徒並沒有理解福音與這一點的聯繫。而使徒保羅已經看到，種族主義與福音相互矛盾，是一種靠行為稱義的表現。這不僅僅是“不愛鄰舍”，更是試圖超越鄰舍，以使自己“足夠好”。

為了證明自己，人們尋求主導地位——無論是在種族、性別、社會地位、財富、教育，還是道德方面。這種卓越主義忽視了福音的真理：我們的價值不是基於我們的行為，而是基於上帝的恩典。

需要葛培理，也需要金恩

回到葛培理牧師與金恩博士，他們之間的差異與福音的本質無關。他們都認為，基督徒團體是不分性別、種族、社會地位的。他們的差異不在於人得救的資格，而在於得救的群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葛培理所採取的態度，比較接近馬丁•路德的“兩國論”。金恩則是更加主動地試圖“轉化文化”。

我們不應簡單地評判哪種神學觀更符合聖經，而應意識到，基督徒在不同的文化處境中，需要有不同的應對方式。葛培理與金雖然來自同一個國家，但他們的社會處境很不同，看到的問題自然也不一樣。

對基督徒而言，關鍵在於如何以福音為中心生活，並根據耶穌基督的死、復活和再來的事實，來塑造生命。當代教會既需要葛培理，也需要金恩。

葛培理提醒我們，福音是社會轉型的基石，也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基礎。而金促使我們反思生活中可能忽視的福音原則的應用，以及哪些社會制度和價值觀是與福音真理相矛盾的！

作者目前在位於台灣高雄市的BCC雙語社區教會（Bilingual Community Church）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