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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的彼岸——與第二代青少年的文化差異(尹偉力)2024.07.01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7.01

尹偉力

 

一位母親這樣描述:

“15歲的兒子進家後,招呼都不打,砰的一聲關上自己的房門。我知道兒子肯定遇到什麼不愉快,就悄悄地趴在門上聽,卻什麼聲音都沒有。我越來越擔心,忍不住敲門……門終於打開了,兒子帶著耳機,一臉不爽。不論我怎麼問,回答都是‘Nothing’(沒事)。”

這位媽媽說:“我知道應該好好跟孩子溝通,但問題是人家根本不跟我溝通!”

巨大的文化適應差異

其實青少年教育的困境,並不僅存於華人教會和家庭。美國本土的青少年,在尋找自我身份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經歷挑戰 。

然而,我們也需要承認,第二代華人青少年面臨的挑戰更大。他們發覺亞洲文化中成長的父母,在思想上,與自己有如深淵相隔。父母對自己學業的期待,並不能幫助自己找到人生的價值。而且父母似乎不想聽,也聽不懂自己的掙扎。於是,青少年把門關起來,戴上耳機,不再溝通。

華人移民第一代,來美國之前大多已經成年。因而,與美國出生或成長的第二代,產生巨大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差異。文化適應可以定義為:由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接觸,而產生的變化。(註1)

對於第一代華人移民來說,文化適應是來到美國之後,逐漸學習和適應美國文化的過程。第二代則往往是早在學齡進入學校之後,便迅速學習和適應了美國文化。

在美國教育體系下成長的青少年,對美國文化適應的程度,遠勝於第一代移民父母。移民家庭中對於美國文化適應程度的差別,會引發代際衝突

一項針對華人移民家庭的研究表明(註2),父母對美國文化適應的不足(而不是父母保留了多少華人文化),會增加父母與青少年子女之間的疏離感——第一代移民父母對美國文化的瞭解有限,不能理解孩子們在成長中面臨的挑戰,就無法給孩子提供有效的家庭支援。同時文化適應不足的家長在養育孩子時,也會因為缺乏資源和信心,容易產生沮喪的情緒。

雙文化的積極作用

很多父母糾結於是否要堅持讓孩子保留華人文化。但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可以放心,家庭中保留華人文化,並不是導致代際文化衝突的主要原因。導致文化衝突的真正原因,是父母沒有或不願學習、適應美國文化。

換言之,如果一個家庭的成員同時具有華人文化和美國文化,這種雙文化的家庭環境,對於青少年反而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發展雙文化,對華人移民家庭十分重要。移民家庭中,具有雙文化傾向的父母,在教養青少年子女上更加有效。一方面,因為更好的英語能力和對美國文化的認知,可以幫助他們理解孩子面對的挑戰,使他們更容易獲得孩子的信任,也能獲得有效的教育支持和資源。另一方面,對華人文化的持續保留和社群參與,讓他們可以尋求共同背景中其他父母的經驗,與孩子的關係和情緒也會更加穩定。(註3)。

具有雙文化的父母,他們的第二代更易於同時接受華人文化和美國文化 。這進一步降低了代際矛盾。

溝通的深層連結

電影The Farewell(《別告訴她》,2019)中,在美國長大的女主人公,展現了與家人用中文溝通、尊重長輩、重視家庭等傳統華人文化特徵。然而,她無法認同家人得知祖母患癌症,卻不告訴病人的觀念——在華人文化裡,保持祖母的情緒穩定,維繫整個家庭的和諧,是相對重要的。而女主人公內化的美國價值觀,卻強調尊重個人意志,認為告訴祖母真相比善意隱瞞更為重要。她即具有典型的雙文化特徵。

儘管有雙文化特徵的第二代,仍會經歷家庭張力,但研究表明,具有雙文化的第二代,是心理健康指數較高的人群。(註4)他們在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的環境中,都表現出較強的適應性,能夠積極調試和應對文化之間的張力。

跟父母有共同信仰的第二代,還能夠更好地面對生活和學業上的挑戰。因為與第一代之間享有溝通的深層連結,他們能從家庭和原文化社群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註5)。

綜上所述,第一代華人增加自身對美國文化的適應程度、建立雙文化的環境,給代際相處帶來非常重要的影響。

具體實踐上,家長可以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增加英語的熟練掌握、學習美國教育體系中的討論方式,跟孩子輕鬆、平等相處,允許彼此開善意的玩笑。能夠面對、承認和改進自己的錯誤,積極表達情感,對孩子的想法表達真誠的尊重(尊重不等於同意),放下對成績和學校表現的過分執著。以及,每次溝通的目的不在於改變對方的想法,等等。

與此同時,移民家庭仍可以保留華人價值觀,如尊敬長輩、家庭集體觀念和中文溝通等。

在華人教會的青少年信仰教育中,也可以借鑒上述研究結果,因為雙方的關係是相似的,都涉及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張力和互動。

多數華人教會的主體,仍是第一代華人移民。在事工資源和活動設計上,常以華人文化為主體。在教會中開啟雙文化模式,增加教學設計中對美國文化的適應,這對於教會第二代青少年的信仰教育,有積極的意義。

註:

1. John W. Berry and David L. Sa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ed. David L. Sam and John W. Berry, 2nd ed., Cambridge Handbooks i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

2. Su Yeong Kim et al., “Longitudinal Linkages among Parent–Child Acculturation Discrepancy, Parenting, Parent–Child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no. 5 (May 2013): 908.

3. Catherine L. Costigan and Céline M. Koryzma, “Acculturation and Adjustment among Immigrant Chinese Parents: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ing Efficac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 no. 2 (April 2011): 185.

4. Bryan S. K. Kim, “Acculturation and Encultur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 A Primer,”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y, ed. Nita Tewari & Alvin N. Alvarez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9), 97.

5.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442.

 

作者為Los Alamos華人教會青少年事工AbcYouth事工主任,目前亦在Western Seminary攻讀跨文化教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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