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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在安徽教會與河南教會那裡,則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會則自然有地利的驕傲。 當教會領袖聚會的時候,筆者提到了社會文化對教會連結的阻礙,結果立即聽到本地教會的領袖談60年代“自然災害”時期,外地人湧入本地造成的傷害(衛生問題啊,偷竊啊,等等)。 可是,筆者不禁要問:我們不都信主了嗎?兩下之間的牆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嗎?為什麼同在A城的教會裡面,卻還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們不都是罪人嗎?誰又比誰更低呢?在信主以後,我們不都是上帝的兒女嗎?誰又比誰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會與外地人的教會,都不能彼此連接的話,如果我們的生命,不能突破塵世的地域文化隔閡的話,誰又會相信天國的超越性呢? 每一個來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請來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個來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福音對象,不向他們傳揚福音,我們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瀆職罪。 影響寓於回應中 不過,好在已經有安徽的團隊,有意識、有計劃地向本地人傳福音。還有一家溫州教會,走出了原有的教會系統,開展不限於溫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該教會的成員的構成,是溫州人與本地人各占一半。這是以它地教會資源開闢本地事工的另一種方式。 不僅是A城,在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每一個城市的教會,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不能回應這一挑戰,教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但挑戰就是機遇,教會對新型都市文化的影響力,就寓於對挑戰的回應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蕩下,各種社會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憑藉屬天的淵源,教會能夠先行將不同地緣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為屬靈生命共同體,就可以為世界提供榜樣。 B城再遊:深化教會生命,實化教會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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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一個肉身裡面活過,於是,世間就有了永生。旋律在聲帶上震顫,由此,樂壇上就有了歌。如同歌的唱,道是活出來的;恰似曲的在,道鳴奏在肉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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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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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中國人最大的傳統節日。對於一個具有八千年農耕歷史的民族,春天的起始不僅是萬物生發的開始,也是內心期盼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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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會通過長期十字架上的堅守,最終在主流社會裡面,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如果將家庭教會排除在外,那麼對現今中國社會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會,這種秩序就不夠合法;任何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管轄主流社會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 要開始認真面對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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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5年重生以來,筆者的教會生活和牧養工作,基本圍繞著一件事情——在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這篇文章,是幾年來筆者在北美大陸基督徒中間植堂的生命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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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和狂躁尚不是“混混”。那些把年少的幼稚當作完全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混混”。那些長著鬍子卻硬賴著要吃奶並且自我陶醉地“過家家”,而不肯承擔成人責任的人纔是真正的“混混”。心安理得地混,並且就希望如此混入天國的,才是真正的可悲,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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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問題是我個人與神之間的事情,與其他人(包括教會和弟兄姊妹)無關。”這是在北美大陸基督徒中,流行甚廣的一個觀念。這一觀念顯然與筆者前文所述的傳統 和背景,有著某種淵源關係。既然個人可以居于教會(社會)之上,他當然能夠不依賴教會而與神直接交流。然而,這是不是聖經所教導的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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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在接受基督信仰時,也只是在接受一種外在語義体系呢?有多少人僅僅學會了言說而生命卻無實際的改變呢?在北美華人教會中,“能說”是大陸人的一大特點。即使是剛來教會兩三個月的慕道友,其捕捉教會慣用詞彙的迅捷和使用屬靈語言的熟練亦常常令人驚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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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人說,順服神易,彼此順服卻難。為“不順服”作辯解時,最常見的藉口就是“我順服的是神而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