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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從阿里之死看文化的變遷(臨風)2016.07.07

從對阿里形象的改變,我們看出,公平、正義、自由、人權,而非謙卑、謹守、自潔,在現今的美國社會更受重視。

在這個文化框架下,人們不畏權勢,敢於表達自己,具超黨派(宗派)思維,勇於追求夢想。這就是現今之人,特別是千禧世代,所重視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然而,有一點千古不變,那就是人性。

人性雖然有光明的一面,卻也永遠是殘缺的。沒有人可以達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殘缺,不論如何隱瞞或修飾,總是以各種臉譜出現。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脫離自我的牢籠。不過,向不同的是非觀和道德觀的人傳遞福音信息,與在同質社會中傳遞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諱的就是不尋求瞭解對方,只用“我”的是非觀去評斷他人。這會造成對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覺上都難以接受福音。

這不是對方是否“心硬”的問題,而是觀念上的鴻溝。人不可能接受與自己道德觀和是非觀相抵觸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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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對目前中國神學教育的一些反思

林慈信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這十年來,筆者全時間投入神學院教學和平信徒神學教育事工。筆者發現,不論 是在北美各地的華人教會內,還是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或是在網絡的神學課程上,都必有中國大陸(包含來自中國大陸)的教會肢体。在為海外平信徒開辦 的神學講座上,也往往有中國大陸的海外神學生、知識分子與教會領袖來旁聽。華人的神學教育,已經與海外華人教會一樣,不能分“大陸”與“海外”了。 巨變與多元化          如何教導多元文化的華人神學生群体?如何和他們有效地討論神學、教會歷史、護教、教會事工、個人事奉方向等問題?如何幫助他們建立屬靈(成聖)生命模式?這些都是神學教育工作者目前需要面對的挑戰。           這十年來,中國、中國教會、華人神學教育起了巨變,給我們這些負責供應國內和海外神學教育(培訓)的同工,帶來很大的衝擊。資源有限,要做的事卻太多。我們 必須時時自省:我們做的,能夠滿足華人教會的需要嗎?我們是合適的人選嗎?我們能幫助領袖、教會成熟嗎?前面要走的路,會比現在的更難嗎?           從這幾年有限、零散的經歷,筆者看到當前中國與中國教會的一些特點,需要神學教育工作者留意。           首先,中國目前是城市帶動農村。社會如此,教會如此,神學教育也必然如此。因此,神學教育工作者若用20年前中國教會的情況為出發點,仍以農村為主,則會錯過機會,無法供應 21世紀中國教會真正的需要。           筆者不是說,農村的教會不重要,筆者完全沒有這個意思。農村教會是中國教會的多數;而服事農村教會,正是海外華人教會短宣的重點。我要說的是,現在的中國,已是城市帶動農村。若忽略了城市教會的需要,就是策略性的錯誤。          因此,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暸解城市中教會的需要,包括勞工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我們必須面對城市信徒心中迫切的問題:如何面對離婚、再婚等倫理 方面的問題;如何面對經濟壓力;如何面對從多方面而來的援助(包括神學教育,教會事工資料,講員,書籍,海外慈善事工的到來等);如何從聖經建立慈善事 工、“心理輔導”等的理論基礎(四川地震已經把這兩個話題,從宣教機構的辦公室帶到街上了),等等。            總的來說,教會領袖需要從一個較廣的角度,理解基督徒的生命與生活。福音派喜歡用“國度的角度”,來形容這種視角。 四代神學生           其次,我們必須面對國內好幾代已經獻身、蒙召事主的神學生。筆者將他們分成四“代”。           五年前,按照我有限的接觸,很多自己參與、也鼓勵弟兄姐妹參與培訓的教會領袖,是在35至45歲之間。他們可能是多間堂會的牧者,同時兼顧培訓事工。很多人有過專業的訓練和工作經驗,或從商(包括在海外)。            第二代則是25至35歲的基層牧者、傳道人、巡迴宣教士。他們是戰壕裡的基層工作人員。這兩代人占了神學生中的大多數。            最近兩年,我們開始面對兩個新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