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邊疆之愛的來華宣教士——楊宓貴靈(魏外揚)2021.10.22

本文原刊於《舉目》15期 魏外揚   中國是多元民族的國家,除了占絕大部分的漢族外,還有數十種少數民族存在,他們大多數分佈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常常也是具有藝術稟賦的族群,當他們歸信基督以後,就將藝術表現在讚美稱頌真神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秋天,一位研究藝術史的專家來到雲南西部的大峽谷,登上一個叫做里吾底的高海拔栗僳村落,聆聽一場高山教堂裡的音樂會。當數百位表情真摯而莊嚴的栗僳農民,唱出著名的哈利路亞大合唱,雄偉的聲浪迴盪在峽谷的夜空中,這位藝術史專家的淚水早已流滿面頰。 此曲只應天上有,邊疆峽谷卻得聞。這信仰、這歌聲,不是屬於少數人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村民的,不是僅屬於里吾底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栗僳村落的。究竟他們是從哪裡學來的呢?答案就在近百年來,上帝將邊疆之愛放在許多宣教士心中,他們把這片大峽谷開闢成福音谷,改變了一個族群的命運。 本文介紹的楊宓貴靈(Isobel Kuhn,1901-1957)有“栗僳女使徒”之稱,她從聽見栗僳人開始,就夢想有一天要住進大峽谷,好將上帝的愛告訴他們。不過在前往大峽谷之前,我們會先在懷疑谷中看見她。   一、滑入懷疑谷 楊宓貴靈是愛爾蘭裔的加拿大人,出生於多倫多,她後來取的中文名字,宓是娘家的姓(Miller),嫁給美國人楊志英(John Kuhn),所以冠夫姓成為楊宓貴靈。至於Kuhn為什麼不採音譯而姓孔或姓康,卻成為姓楊,我想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的原則,因為栗僳人中姓楊的很普遍,所以“向姓楊的人,就作姓楊的人”。另一個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楊思慧(Allyn Cooke)也一樣,明明可以取姓古或姓柯等近音的字,他也寧可姓楊,因為他們都以姓楊為榮。 宓貴靈的父母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因此,她從小就熟讀聖經,篤信上帝。不料在進大學以後,接觸到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她的信心開始動搖。尤其是有一位博學的文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主修文學的她開始懷疑聖經與上帝。從此她課餘沉迷在演戲、打牌、跳舞、看電影等娛樂上,不再關心靈魂的需要。然而表面上風光耀眼、自由自在,她的內心卻失去平安,一場失戀更使她差一點走上自殺的絕路。 幸而在大學畢業前,她掙脫了“黑暗中的滑地”(參《耶》23:12),一步步重返信心的 道路。這背後當然有親友們為她代禱,但有趣的是,當時最觸動她心弦的,不是聖經的話,而是中古時代歐洲詩人但丁的一句話:“遵行祂的旨意,我們才有平安。”當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學教授引她走進懷疑谷,如今一位篤信上帝的中古詩人引她脫離,難怪宓貴靈後來要透過文學與寫作來幫助許多人。   二、夢想大峽谷 大學畢業後,宓貴靈擔任小學老師,過著安舒平靜的生活,直到1924年在夏令會裡見到從雲南怒江峽谷回來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牧師,一切都改變了。貴靈坐在森林營地的教堂裡,聆聽富牧師詳細介紹栗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風異俗和信仰需要,一陣劇烈的感動充滿她,當富牧師詢問有沒有肯吃苦的弟兄願意去向栗僳人傳福音時,唯一舉手回應的卻是宓貴靈姊妹。從此,到大峽谷去成為她清楚的呼召與夢想。 然而要經過整整10年的磨練與等待,貴靈才能進入大峽谷。第一個反對者居然是母親,教會婦女宣教部的部長,經常鼓勵別人的兒女出去宣教的人。而且反對的理由,“在國內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國外宣教”,“靠別人的救濟過日子是一件丟臉的事”,完全不是一個基督徒領袖應有的想法。她總是威脅女兒說:“你休想到中國去,我死也不會同意!”結果貴靈還沒去中國,她的母親就因癌症喪命在手術台上。不過在手術前夕,她母親寫信給一位朋友時,坦承自己做的都是草木的工作,女兒選擇的才是上好的。 慕迪聖經學院畢業後,貴靈加入內地會,於1928年10月從溫哥華啟程來華。1929年底與楊志英在昆明結婚,後來育有一女一子。兩人是慕迪聖經學院的同學,但由於個性差異頗大,因此婚後常發生衝突,甚至發生過兩次貴靈離家出走的事件,經過雙方努力學習反省與包容的功課,他們的婚姻才漸入佳境。 婚後貴靈一心只想趕快進入大峽谷,沒想到差會當局另有安排,多年來一直將他們派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漢人為主的地方,直到1934年底,才讓他們正式進駐大峽谷中叫做麻栗坪的栗僳村落。從開始夢想到美夢成真,中間經過10年的耽延,但是在貴靈心中,對栗僳人的愛卻仍像10年前一樣鮮活熱烈。   三、開闢福音谷 最早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就是富能仁牧師,他單槍匹馬在栗僳族中事奉多年,還設計了一套拼音文字,為栗僳人翻譯聖經。身為倫敦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又是業餘的鋼琴演奏家,這樣的一個文明人,卻甘願為基督來到遠離文明的角落。1938年9月,這位可敬的“栗僳使徒”,因惡性腦瘧疾病逝於雲南保山,年僅52歲。 楊思慧夫婦是另一對獻身大峽谷的宣教士,他們發現栗僳人熱愛唱歌,於是教他們許多世界名曲。本文開頭提到的里吾底教會,就是他們長期所牧養的教會之一,難怪可以將哈利路亞大合唱唱得那麼動人。楊思慧相當長壽,1990年以94高齡於美國去世。90歲的時候,他每天還坐在特製的栗僳文打字機前,為栗僳教會編製聖經講義呢! 楊宓貴靈居住的麻栗坪,距里吾底約有6天的路程。其實兩地相距並不很遠,但在大峽谷中旅行,經常要爬上爬下,行程就變得非常遙遠。有一次貴靈為了醫治牙痛,從大峽谷出發,費了9天的時間才到達昆明,醫生說病毒已開始向腦部蔓延,如果再晚來一天,恐怕性命就難保。而這次就醫還是在滇緬公路開通以後發生的,若在此之前,去昆明大約要花1個月的時間,醫療的協助就更難獲得了。 楊宓貴靈最富創意也最有效果的宣教策略,就是舉辦一年一度的“雨季聖經學校”,利用6、7、8月的雨季農閒時期,分批召聚栗僳信徒,進行密集的聖經研習和各種造就課程,藉此裝備本地同工,可以承擔向本族及外族傳福音的使命。 第一次雨季聖經學校在1938年5月底舉行,來了20多位學員,成果豐碩。結業禮拜是在哈利路亞大合唱中結束的,可見麻栗坪教會與里吾底教會一樣,也是一個充滿讚美歌聲的教會。 由於楊志英經常出差,所以雨季聖經學校主要是由貴靈負責,也成為她最重視的一項事工。無論氣候如何惡劣、教師如何不足、文具如何欠缺、局勢如何不安、外人如何干擾,貴靈都藉著禱告一一克服,雨季聖經學校培訓出一批批的基督精兵,為栗僳教會儲備許多領袖人才。今天怒江大峽谷被人稱為福音谷,栗僳村落村村都有教會,雨季聖經學校的畢業生一定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行過死蔭谷 1950年3月,貴靈帶著7歲的兒子冒著風雪翻過高山進入緬甸,然後輾轉回到美國,與正在惠頓學院就讀的女兒團聚。這個女兒才六、七歲大就與父母分離,被送到煙台的內地會子弟學校去,戰時也進了山東濰縣的日軍集中營,戰後才與父母在美國見面。那時已有六、七年不見,女兒接電話卻聽不出媽媽的聲音,真令貴靈感到痛心。這次又是幾年不見,但女兒已經長大,可以體諒媽媽的奉獻與犧牲。更難得的是,這個女兒後來也加入海外基督使團,成為第二代的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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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來華宣教士——丁韙良(魏外揚)2021.10.21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古今人物

華中使徒——楊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揚)2021.10.19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魏外揚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 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 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 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

事奉篇

由上而下的來華宣教士——丁韙良(魏外揚)2021.08.04

基督教在華宣教策略,向來有兩條路線的說法,就是以“內地會”戴德生為代表的大眾路線,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讓最多中國人信主,一切只為搶救靈魂,其餘皆無關緊要。

另一條是以“廣學會”李提摩太為代表的精英路線,也就是透過教育、出版等長期性的經營,贏得中國的知識份子,改變他們的世界觀,為接受福音鋪路。丁韙良所選擇的,當然也是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線,而且表現得可圈可點,成就非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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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與孔夫子(魏外揚)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2011年初,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歷史博物館門前,一座將近10公尺高的孔子塑像落成,引發了各界不同的解讀。         對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處還在於,這是來華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譯《中國經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廣西師大出版社亦適時推出《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Norman J. Girardot著,段懷清、周俐玲合譯),我得以參考並引用其中的一些論述,寫出這篇淺談理雅各與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來,基督教 (新教)的來華宣教士中,不乏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瞭解之人,如馬禮遜、高大衛、偉烈亞力、湛約翰、艾約瑟、歐德理、花之安、丁韙良、傅蘭雅、 蘇慧廉、衛禮賢、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資格上榜。其中更有幾位,如高大衛、理雅各、蘇慧廉,先後將儒家首要的經典《論語》譯成英文;花之安、衛禮 賢,則分別將其譯成德文。        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賞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不但因為理雅各將四書五經全部譯成英文,加上詳盡的考證、注釋,對儒家學說的發揚之功超越眾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歷程,也與孔夫子最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正好也適用於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壇        理雅各生於蘇格蘭的亞伯丁,也是15歲時“志於學”。他獲得一筆巨額的獎學金,進入亞伯丁大學就讀,而且以最優秀的成績畢業。        他的勤學精神持續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學擔任漢學講座教授時,仍然保持年輕時養成的生活習慣,每天淩晨三、四點鐘起床,在書房工作幾個小時後才進早餐。如此持續不斷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記憶力,自然使他在學術領域大放異彩。        理雅各譯的《中國經典》第一卷,包括《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這時候他大約45歲,介於“不惑”與“知天命”的階段。         雖然不斷有教會人士,質疑他的翻譯工作是否具備宣教的價值,他總以堅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學術高峰。從四書到五經,從五經到十三經(《爾雅》除外),從儒家經典到道家經典,到法顯的《佛國記》、屈原的《離騷》,他活到老譯到老,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橋。         為了更多瞭解孔子,他特別安排過一次華北之旅,重在拜訪中國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鄉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壇,突然有感而發,脫下鞋子在天壇上唱詩讚美神。        這一份感動,多年後他仍津津樂道:“想到在過去近4000年中,中國歷代帝王在他們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這一事實真是讓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當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壇之上,我的內心深處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我脫了鞋,赤腳一步步登上天壇頂層。 在大理石鋪就的中心牆周圍,纖塵不染,上面是天藍色的拱頂,我跟朋友們一行手牽著手,我們一直吟唱著讚美上帝的頌歌。”         登泰山,拜訪孔子之鄉,是理雅各多年的心願。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個問題:究竟孔子與拿破崙,誰更偉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偉 大,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如此眾多的國人、同胞,產生過如此持久而且深遠的影響。而且孔子所闡述的道德和社會學說,永遠也不會失去價值。 教授漢學不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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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溥——促成留美風氣的宣教士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49期        幾年前,國內有一家知名報紙,邀請學者、專家選出50位“對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人”。童話作家安徒生、肯德基炸雞的創始人桑德斯、日本演員高倉健、美國職業籃球明星喬丹等人,都在候選名單上,可見選擇的標準是相當多元的。         然而,在眾多候選人如此激烈的競爭下,竟有4位來華宣教士上榜!他們是: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和明恩溥(Arthur H. Smith , 1845-1932)。該報對明恩溥的評語如下:         “美國公理會來華傳教士。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下,1908年,美國正式宣佈退還‘庚子賠款’的半數,計1160餘萬美元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遠見,愈加令人信服。        作為一個美國傳教士,他熟悉中國的國情,瞭解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影響中國的未來。1906年,當他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 議,將清王朝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用在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他大概已經意識到了實施這一計劃所能具備的歷史意義。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後改名為清華大學)的成立,為中國留學生赴美打開了大門,一批又一批年輕學子,從封閉的國度走向世界。他們中間湧現出眾多優秀人才,歸國後成為不同領域 的精英。”         明恩溥的建議,不僅僅落實於教育方面,還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國教育界和醫學界,用庚子賠款辦的清華大學和協和醫院,仍是公認的佼佼者。 先冷落、後“狂譯”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於1845年出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維農(Vernon)。這個至今居民不到3萬人的小城,距離晚清幼童留學美國的重鎮哈特福(Hartford)不遠。         1867年,明恩溥從威斯康辛州的貝洛特學院(Belo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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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叢林凱歌 ──伊略吉姆(Jim Elliot, 1927-1956)(魏外揚)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23期             二十世紀後期以來,以少數族群為對 象的宣教模式受到重視,對一個宣教士而言,一生中能為一種族群翻譯聖經,建立教會,然後功成身退,應該是最理想的生涯。或許有人會問:“為一個只有幾百個 人的族群付出一生,是否值得呢?是不是傻子呢?”在伊略吉姆的日記中,他也問自己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是:“為得到那不會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這 人一點也不傻。”(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一、翩翩美少年            吉姆出生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有兩個 哥哥和一個妹妹,父親是農夫出身的傳道人,家中常有宣教士出入,這使得吉姆從小就有作宣教士的願望。在惠敦大學(Wheaton College)求學期間,吉姆一直保持宣教的負擔,曾擔任宣教團契的主席。他愛讀賈艾梅的傳記和著作,對於賈艾梅在印度的事工極為欽佩。            吉姆有一張英俊的臉孔,寬闊的胸脯,捲曲的頭髮,藍色的眼珠,加上品學兼優,熱心服事,當然成為許多姊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但因為他確知自己將來要走海外宣 教的道路,因此,對於兒女私情非常謹慎,雖然大三時,在希臘文班上,結識令他心儀的學姐貝蒂(Elisabeth Howard),但他們進一步的交往,要等到兩人都成為宣教士後才開始。他們於1953年在厄瓜多爾結婚,婚後一起在印地安人中間傳福音。 二、奧卡五人行            厄瓜多爾境內的印地安人,以分佈在東部叢林地區的奧卡人最危險。幾世紀來,他們與白種人的接觸全是以悲劇收場,不是他們被屠殺,就是他們屠殺闖入的白人。 1940年代美國一家石油公司曾在附近設立據點,也因為員工屢遭奧卡人殺害而撤離。吉姆於1950年參加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的暑期語文學校,第一次聽到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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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緬甸使徒 ——耶德遜(Adoniram Judson, 1788-1850)(魏外揚)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22期        十九世紀被教會史家稱為“宣教大世紀”,而此時期宣教士的主力無疑是來自英國與美國。英國教會開其端,克里威廉赴印度、馬禮遜赴中國,美國教會莫等閒,耶德遜前往緬甸,他們共同開創出東方宣教的新紀元。         前課敘述英國的第一個海外宣教差會,是由一批鄉村牧師促成的,而本課中我們將看見,美國的第一個海外宣教差會,竟然是由一批年輕的神學生促成的。異曲同工,證明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祂常揀選微不足道的人來成就偉大的屬靈事業。 一、旅店是他的醒悟之地         耶德遜生于美國歷史名城波士頓附近的莫爾登(Malden),是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他自幼聰明過人,學習能力超越同儕。16歲入布朗大學,雖年紀較小, 卻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並獲得代表畢業生致詞的殊榮。在學期間,他結識一位才華洋溢而不信神的同學,同時在這位同學的影響下,逐漸放棄自幼接受的基督信仰。 大學畢業從事短暫的教書工作後,他決定離鄉背井,到外面的世界去歷練一番。         有一天晚上,他投宿在一間旅店,半夜時鄰室傳來陣陣哀嚎與騷動聲,令他心驚膽跳。天亮時他詢問到底發生何事,人家告訴他有個年輕人在夜裡去世了。再多問幾句,他赫然發現死者正是自己所崇拜的那位無神論同學。一個自信 滿滿、通曉萬事的年輕人,竟然在面對死亡時顯得如此恐懼,耶德遜彷彿遭到當頭棒喝,在經過一番思考後,決定立即返鄉,並且以特別學生的身分,進入剛成立的 安多華(Andover)神學院就讀。不久後,他不但恢復與基督的關係,更願意將自己奉獻在海外宣教的禾場上。         正好在這時候,幾個年輕的 神學生從別的學校轉來,他們都是“乾草堆禱告會”(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成員,對海外宣教極有負擔,安多華神學院就在耶德遜和他們的影響下,成為一個推動海外宣教的重鎮,而美國公理會的海外宣教差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也在1810年正式成立。         接著在1812年2月初,一個寒流來襲的冬日,美國公理會在賽倫港(Salem)舉行第一次的差派禮,將耶德遜等五名年輕人差往印度。前一天才完成婚禮的耶 德遜夫人安妮(Ann Hasseltine, 1789-1826)坐在會眾席的第一排,她這時大概還想不到將來的道路竟是如此坎坷難行。 二、廊屋是他的宣講之地         歷時4個月的海上航行雖然辛苦,但也給耶德遜夫婦一段討論洗禮問題的機會,最後他們決定接受浸信會的立場,反對為嬰兒舉行洗禮。出發時明明是公理會的牧師,抵達印度時卻轉為浸信會的立場,消息傳回美國,公理會當然扼腕嘆息,浸信會卻意外驚喜,立刻表示願意接納並支持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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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愛光輝──賈艾梅(Amy Carmichael, 1867-1951)(魏外揚)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21期         如果以星星來形 容散佈于天涯海角的宣教士,那麼每一種星星都有她的光彩與價值。在前一課中,我們看到耶魯畢業的年輕富翁波頓威廉,二十六歲就死于開羅,這是一顆耀眼的流星。我們也看到一生為回教世界奔走呼喊的史文模,這是一顆穩健的行星。在這一課中,我們要看見賈艾梅這顆懸掛于印度南端的恒星,五十多年沒有離開過,她將 上帝的恒愛光輝投射出去,穿透印度社會的嚴密階級與種種陋習,為印度的孩童帶來極大的祝福。 一、棕眼珠的女孩 賈艾梅是一個棕色 眼珠的英國女孩子,但是她喜歡藍色,于是她在很小的時候就向上帝禱告,希望換成藍色的眼珠。上帝沒有答應,小女孩覺得很失望。一直要到小女孩長大後來到印 度,為了搶救被賣給寺廟的小孩,常要冒充是印度人,她才明白上帝保留她的棕色眼珠,是為了讓她看起來更像印度人。         艾梅成長于北愛爾蘭的貝爾發斯特 (Belfast),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父親經營麵粉工廠,在地方上深受敬重,卻在艾梅十八歲的時候突然病逝。身為七個子女中的大姐,艾梅只好幫助母 親挑起家計重擔,以及教導弟妹們的責任。艾梅對教會的事工也很熱心,尤其是關心工廠的女工們,為她們募款興建可容五百人聚會的場地,命名為“歡迎廳”。這 裡除了有查經班、禱告餐會、福音聚會之外,也有夜校、縫紉班等課程,後來艾梅在印度的事奉型態,可以說在這裡已有了雛型。        當時英國興起一個屬靈運 動,淵源于在凱錫克(Keswick)舉行的研經培靈會,強調基督徒生命的深化,過得勝的屬靈生活。賈艾梅深受這個運動的影響,而且還是領導人之一魏若柏 (Robert Wilson)老先生的乾女兒,難怪她後來會具有那麼超越的生命品質。而當凱錫克基金會決定開始支持宣教士時,早就預備自己獻身海外宣教的賈艾梅,也順理 成章地成為他們的第一人選。倒是魏老先生有點不捨,因為他在失去親生女兒後,已將所有關愛轉移到這個乾女兒身上,巴不得她能長期留在英國。 二、廟童的母親         1893 年四月,賈艾梅抵達日本,開始在亞洲人中間的服事。比起後來的印度交響曲,日本時期只能算是短暫的序樂。她透過翻譯與日人談道,也經歷一場從老人家身上趕 出狐靈的屬靈爭戰,但經常性的神經痛使她不得不尋求轉移服事的工場。終于在到達日本十五個月後,艾梅啟程南行,途經中國上海,來到印度旁的錫蘭。         這次行程連她的主要支持者凱錫克基金會事前都毫不知情,因而對她頗有微詞,也可見艾梅早年我行我素的性格,很難與人共事。後來她在印度竟成為眾望所歸的大家 長,想必是上帝精心琢磨的結果。在錫蘭時,艾梅接到乾爹魏老先生中風的消息,于是趕回英國探望,然後再度東來,在1895年11月抵達印度。從此直到 1951年年初,賈艾梅五十多年未曾離開印度一步,留下宣教史上一項罕見的記錄。         印度面積遼闊,賈艾梅事工的中心位在印度半島南端的杜那瓦 (Dohnavur)小鎮。當時這裡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樣,有一種在宗教美名遮蓋下的邪惡風俗,就是將小女孩賣給寺廟,讓她從小學習歌舞才藝,然後還未成年 就被“嫁給神”當作童妓來踐踏。從1901年三月間收容第一個廟童皮娜(Preena)開始,杜那瓦就成為印度廟童的希望之地,賈艾梅也成為許多獲救廟童 的“阿瑪”(Amma),這是坦米爾語對母親的稱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