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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病的兩年中，她的肉體雖然痛苦，靈命卻健壯，文思也最豐沛。她奮力寫作，將自己的信仰歷程與宣教經驗，坦誠地與人分享。單是在1956年，她就寫完3本書，質量俱佳。她一生總共寫了8本書，其中最具自傳性的《尋》與《我成了一台戲》，早就有中譯本，感動過無數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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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鳳藻譯為中文。 丁韙良在華66年，好學不倦，著述不輟，除國際法外，也廣泛地介紹各類西學。例如《格物入門》，由丁韙良自著，而非翻譯，共分為7卷。卷一為水學，卷二為氣學，卷三為火學，卷四為電學，卷五、卷六為力學，卷七為格物測算。該書出版後，受到士大夫的欣賞，並很快傳入日本。 又如《西學考略》，是丁韙良應總理衙門之請，趁回美國述職之便，遊歷英、法、德、義等七國，觀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國參考。該書分為2卷，上卷為丁韙良遊歷各國的散記，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社會的全貌，包括自然風光、名勝古蹟、文化生活、科技進步、經濟發展、教育狀況和國際關係等，堪稱一部袖珍百科全書，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他在介紹愛迪生發明多項電器後，特別提到西方國家的專利制度，是對發明者的保障和獎勵。“國家設有專利，每創一器准照獨售，不惟在本國得享其利，在他國亦得請照，故格致家既著令名，往往可以致富，蓋國家護庇而鼓舞之也。”這段話也許是專利制度首度在中國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西學的歷史，從古希臘學術講起，一直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包括哲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化學、動植物學。第二部分關於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 1863年丁韙良正式進駐北京，希望從中國的首都，從中國社會的頂層，展開由上而下的宣教事業。之後不久，就在英籍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贊助下，設立了一所名為“崇實館”的學校，該校綿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21中學。 但這所學校當時未能獲得差會的重視，無論是要求增派師資，或在校內附設小型博物館的計劃，雖經丁韙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然而，這所當時看似經營失敗的學校，卻在將近100年後，對差會提供莫大的回饋。在1997年出版的《美國長老教會在華宣教史》上，記下這樣一段動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會收到1張100萬美元的支票，寄發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國人。他自稱是北京崇實館的畢業生，該校由丁韙良在1864年設立。他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為使他得以從事進出口貿易，並因而致富。他發覺宣教士們將黃金歲月付諸異鄉，往往落得退休後無處棲息。于是差會用這筆奉獻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頁）。 丁韙良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最大貢獻，應是先後出任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這兩所國立教育機構的總教習。 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為因應外交需要，訓練翻譯人員的機構，後來逐漸提升目標，成為培育國家人才的基地。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觀之，同文館的畢業生中，擔任出使大臣或駐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韙良先是應邀在同文館教英文、國際公法，後來出任總教習達25年（1869-1894）之久。總教習的職務大抵相當於後來大學的教務長，舉凡課表的制定與實施，對教習的監督與稽查，各項定期考試的執行，統籌編譯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權責之下。 1898年，清廷在維新運動的高潮時期，設立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全國最高學府，也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丁韙良又被聘為總教習，等於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顧問的角色。不過，丁韙良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時間只有3年多，期間又經歷戊戌政變與庚子事變等動亂，因而他對京師大學堂的影響遠不如同文館大。庚子事變後，他又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請，前往武漢任兩湖大學堂總教習，也因此才有機會與楊格非、戴德生兩位老朋友，在漢口拍攝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張相片。 丁韪良与同文馆其他教员合影（约1900年）    四、北京使館歷險 1900年夏天爆發義和團事變，丁韙良也身陷北京使館區內，度過了50多天被圍困的驚險日子。一生在中國推動國際法的老者，卻親嚐中國罔顧國際法而帶來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與憤怒可以想見，也因此他在事後的言行確有一些不當之處。 例如，事變後他回美國一趟，上岸時刻意穿著被圍時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還掛著防禦時所使用的槍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詢問。又如，他在書中公然建議，向清廷索取海南島作為立足點，以增強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這樣的言論，難免會受到後人嚴厲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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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魏外揚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 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 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 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當時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變態度，接受宣教士定居傳道，一直是楊格非心頭的懸念。從1879年到1904年之間，楊格非前後11次進入湖南，親身體驗到當地官員和民眾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從以糞便、石塊相待，到以轎子、錦旗迎送，其間真有天壤之別。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佈道時，又被阻擋而無法進衡州城，只好在城外為13名決志者施洗。遙望城樓，無限感慨，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為牧師42週年的日子，我將永遠記得這一天。”直到1901年4月間，第七次去湖南時，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滿感恩的心情，在報告中寫下“湖南之門已開”（Hunan is open）這一句期待已久的話。   五、對中國的深情 楊格非在中國50多年，中間僅回英國3次，而且每次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才不得不回去休養。1905年是他來華的50週年，同工們為他舉辦盛大的感恩禮拜，這位華中使徒說出他對中國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給我50年，我仍將都給中國。” 他的兩個兒子回英國讀書，後來都在美國就業，父子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其中有一次，竟然間隔25年才見面，深藏的親情也在陌生感中凍結，那真是一個令人情何以堪的場面。楊格非兩次喪偶，幸有女兒回到中國，與同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親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楊格非在武昌起義的槍砲聲中告別中國，回到英國後住進養老院，1912年7月26日離世。不論在中國或英國，對他的紀念並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歲冥誕，倫敦會在漢口新建一間禮拜堂，命名為“格非紀念堂”，就是今日位於黃石路上的“榮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50多年後，他的故鄉斯溫西城特闢一座紀念花園，由市長與楊格非的一個牧師外孫一起剪綵，當地人都以本鄉出了一位偉大的宣教士為榮。   參考資料：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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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華宣教策略，向來有兩條路線的說法，就是以“內地會”戴德生為代表的大眾路線，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讓最多中國人信主，一切只為搶救靈魂，其餘皆無關緊要。 另一條是以“廣學會”李提摩太為代表的精英路線，也就是透過教育、出版等長期性的經營，贏得中國的知識份子，改變他們的世界觀，為接受福音鋪路。丁韙良所選擇的，當然也是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線，而且表現得可圈可點，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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