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

醫療傳道的來華宣教士 ——鍾愛華（魏外揚）2021.10.20

October 19, 2021 BH_Editor 0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4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精采無比。 […]

華中使徒——楊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揚）2021.10.19

October 18, 2021 BH_Editor 0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魏外揚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一、在家鄉的準備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二、在上海的學習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四、對湖南的期待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