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邊疆之愛的來華宣教士——楊宓貴靈(魏外揚)2021.10.22

本文原刊於《舉目》15期 魏外揚   中國是多元民族的國家,除了占絕大部分的漢族外,還有數十種少數民族存在,他們大多數分佈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常常也是具有藝術稟賦的族群,當他們歸信基督以後,就將藝術表現在讚美稱頌真神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秋天,一位研究藝術史的專家來到雲南西部的大峽谷,登上一個叫做里吾底的高海拔栗僳村落,聆聽一場高山教堂裡的音樂會。當數百位表情真摯而莊嚴的栗僳農民,唱出著名的哈利路亞大合唱,雄偉的聲浪迴盪在峽谷的夜空中,這位藝術史專家的淚水早已流滿面頰。 此曲只應天上有,邊疆峽谷卻得聞。這信仰、這歌聲,不是屬於少數人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村民的,不是僅屬於里吾底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栗僳村落的。究竟他們是從哪裡學來的呢?答案就在近百年來,上帝將邊疆之愛放在許多宣教士心中,他們把這片大峽谷開闢成福音谷,改變了一個族群的命運。 本文介紹的楊宓貴靈(Isobel Kuhn,1901-1957)有“栗僳女使徒”之稱,她從聽見栗僳人開始,就夢想有一天要住進大峽谷,好將上帝的愛告訴他們。不過在前往大峽谷之前,我們會先在懷疑谷中看見她。   一、滑入懷疑谷 楊宓貴靈是愛爾蘭裔的加拿大人,出生於多倫多,她後來取的中文名字,宓是娘家的姓(Miller),嫁給美國人楊志英(John Kuhn),所以冠夫姓成為楊宓貴靈。至於Kuhn為什麼不採音譯而姓孔或姓康,卻成為姓楊,我想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的原則,因為栗僳人中姓楊的很普遍,所以“向姓楊的人,就作姓楊的人”。另一個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楊思慧(Allyn Cooke)也一樣,明明可以取姓古或姓柯等近音的字,他也寧可姓楊,因為他們都以姓楊為榮。 宓貴靈的父母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因此,她從小就熟讀聖經,篤信上帝。不料在進大學以後,接觸到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她的信心開始動搖。尤其是有一位博學的文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主修文學的她開始懷疑聖經與上帝。從此她課餘沉迷在演戲、打牌、跳舞、看電影等娛樂上,不再關心靈魂的需要。然而表面上風光耀眼、自由自在,她的內心卻失去平安,一場失戀更使她差一點走上自殺的絕路。 幸而在大學畢業前,她掙脫了“黑暗中的滑地”(參《耶》23:12),一步步重返信心的 道路。這背後當然有親友們為她代禱,但有趣的是,當時最觸動她心弦的,不是聖經的話,而是中古時代歐洲詩人但丁的一句話:“遵行祂的旨意,我們才有平安。”當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學教授引她走進懷疑谷,如今一位篤信上帝的中古詩人引她脫離,難怪宓貴靈後來要透過文學與寫作來幫助許多人。   二、夢想大峽谷 大學畢業後,宓貴靈擔任小學老師,過著安舒平靜的生活,直到1924年在夏令會裡見到從雲南怒江峽谷回來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牧師,一切都改變了。貴靈坐在森林營地的教堂裡,聆聽富牧師詳細介紹栗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風異俗和信仰需要,一陣劇烈的感動充滿她,當富牧師詢問有沒有肯吃苦的弟兄願意去向栗僳人傳福音時,唯一舉手回應的卻是宓貴靈姊妹。從此,到大峽谷去成為她清楚的呼召與夢想。 然而要經過整整10年的磨練與等待,貴靈才能進入大峽谷。第一個反對者居然是母親,教會婦女宣教部的部長,經常鼓勵別人的兒女出去宣教的人。而且反對的理由,“在國內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國外宣教”,“靠別人的救濟過日子是一件丟臉的事”,完全不是一個基督徒領袖應有的想法。她總是威脅女兒說:“你休想到中國去,我死也不會同意!”結果貴靈還沒去中國,她的母親就因癌症喪命在手術台上。不過在手術前夕,她母親寫信給一位朋友時,坦承自己做的都是草木的工作,女兒選擇的才是上好的。 慕迪聖經學院畢業後,貴靈加入內地會,於1928年10月從溫哥華啟程來華。1929年底與楊志英在昆明結婚,後來育有一女一子。兩人是慕迪聖經學院的同學,但由於個性差異頗大,因此婚後常發生衝突,甚至發生過兩次貴靈離家出走的事件,經過雙方努力學習反省與包容的功課,他們的婚姻才漸入佳境。 婚後貴靈一心只想趕快進入大峽谷,沒想到差會當局另有安排,多年來一直將他們派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漢人為主的地方,直到1934年底,才讓他們正式進駐大峽谷中叫做麻栗坪的栗僳村落。從開始夢想到美夢成真,中間經過10年的耽延,但是在貴靈心中,對栗僳人的愛卻仍像10年前一樣鮮活熱烈。   三、開闢福音谷 最早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就是富能仁牧師,他單槍匹馬在栗僳族中事奉多年,還設計了一套拼音文字,為栗僳人翻譯聖經。身為倫敦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又是業餘的鋼琴演奏家,這樣的一個文明人,卻甘願為基督來到遠離文明的角落。1938年9月,這位可敬的“栗僳使徒”,因惡性腦瘧疾病逝於雲南保山,年僅52歲。 楊思慧夫婦是另一對獻身大峽谷的宣教士,他們發現栗僳人熱愛唱歌,於是教他們許多世界名曲。本文開頭提到的里吾底教會,就是他們長期所牧養的教會之一,難怪可以將哈利路亞大合唱唱得那麼動人。楊思慧相當長壽,1990年以94高齡於美國去世。90歲的時候,他每天還坐在特製的栗僳文打字機前,為栗僳教會編製聖經講義呢! 楊宓貴靈居住的麻栗坪,距里吾底約有6天的路程。其實兩地相距並不很遠,但在大峽谷中旅行,經常要爬上爬下,行程就變得非常遙遠。有一次貴靈為了醫治牙痛,從大峽谷出發,費了9天的時間才到達昆明,醫生說病毒已開始向腦部蔓延,如果再晚來一天,恐怕性命就難保。而這次就醫還是在滇緬公路開通以後發生的,若在此之前,去昆明大約要花1個月的時間,醫療的協助就更難獲得了。 楊宓貴靈最富創意也最有效果的宣教策略,就是舉辦一年一度的“雨季聖經學校”,利用6、7、8月的雨季農閒時期,分批召聚栗僳信徒,進行密集的聖經研習和各種造就課程,藉此裝備本地同工,可以承擔向本族及外族傳福音的使命。 第一次雨季聖經學校在1938年5月底舉行,來了20多位學員,成果豐碩。結業禮拜是在哈利路亞大合唱中結束的,可見麻栗坪教會與里吾底教會一樣,也是一個充滿讚美歌聲的教會。 由於楊志英經常出差,所以雨季聖經學校主要是由貴靈負責,也成為她最重視的一項事工。無論氣候如何惡劣、教師如何不足、文具如何欠缺、局勢如何不安、外人如何干擾,貴靈都藉著禱告一一克服,雨季聖經學校培訓出一批批的基督精兵,為栗僳教會儲備許多領袖人才。今天怒江大峽谷被人稱為福音谷,栗僳村落村村都有教會,雨季聖經學校的畢業生一定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行過死蔭谷 1950年3月,貴靈帶著7歲的兒子冒著風雪翻過高山進入緬甸,然後輾轉回到美國,與正在惠頓學院就讀的女兒團聚。這個女兒才六、七歲大就與父母分離,被送到煙台的內地會子弟學校去,戰時也進了山東濰縣的日軍集中營,戰後才與父母在美國見面。那時已有六、七年不見,女兒接電話卻聽不出媽媽的聲音,真令貴靈感到痛心。這次又是幾年不見,但女兒已經長大,可以體諒媽媽的奉獻與犧牲。更難得的是,這個女兒後來也加入海外基督使團,成為第二代的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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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來華宣教士——丁韙良(魏外揚)2021.10.21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於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於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於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古今人物

華中使徒——楊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揚)2021.10.19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魏外揚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 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 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 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