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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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人性的天真爛漫（性善）、性惡主義，還是老子的自然主義、無為而治，我認為建基在儒釋道文化上對人性的看法，都是有些偏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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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義的人哪怕使用再公義的權力，也還會陷入腐敗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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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爭執的問題是作成上帝的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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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8.03 柏雨成 幾天前，我在結束幾天緊湊會議返家補覺醒來，發現社交媒體已被巴黎奧運開幕式刷屏。於是趕緊補看錄播。 不愧是巴黎，整個開幕式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大膽和前衛。當摟著同性、異性、甚至多個伴侶的異教諸神們，坐上一長條（晚）餐桌時，我很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演出會引起爭議。然而，我的感受卻又跟很多評論者不一樣。 一言以蔽之，我沒有被冒犯，但我的確不喜歡！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我們首先應當試圖理解對方價值的來源。即便像筆者這樣的法國文化門外漢，也能感知到，法國藝術和文化中，對自由的絕對追求，以及其背後隱藏的、一種對一切約定俗成的“宏大敘事”和既定規則的反叛精神。這種精神想必由來已久。 宗教改革爆發後，在歐洲各國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中，法國的宗教戰爭尤其慘烈。 從1562到1598年間，強大的天主教會，覬覦王位的貴族，和叛亂熱情高漲的新教徒，共同導致法國連續30多年不間斷的血腥宗教戰爭。1572年，一日之內將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萬人被殺的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終，為法國帶來了一絲宗教寬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過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投機取巧地來回橫跳三次之多，才為自己爭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資本得以稱王。（註1） 對當時不少法國民眾來說，宗教有時候的確更像權力佈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體現。 《聖巴托洛繆日大屠殺》（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為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現存於瑞士洛桑的州立美術博物館（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經過這些事件，法國在16世紀就已經出現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獻。隨後的一個世紀裡，巴黎的教士階層普遍跟越發集權的皇室走得很近，並在法國大革命中為此付出了代價。 之後，法國還經歷了拿破崙軍事獨裁，二戰期間由倒戈社會精英為核心組建的維希政權，等等。1968年，學生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進一步催生了法國對一切傳統權威，包括宗教權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奧運會，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反對宗教，或者一個性氾濫的國家反對傳統婚姻觀，而是一個骨髓裡刻入了後現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對著一切宏大敘事和傳統權威。 事實上，法國法律在這一點上，的確做的很到位。它不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場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場合戴面紗或罩袍。這一點上，基督徒實在不能說有什麼“尤其”被冒犯的資本。畢竟，這個開幕式還有抱著被砍下來的頭唱歌的瑪麗皇后——這已經是法國在調侃自己歷史上，最徹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歷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顏六色的變裝女王們，不符合傳統基督教審美自然不假，但俄羅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團看了，也不見得會好受更多。 藝術解讀者的自由 當然有人會說，他們調侃了最後的晚餐，基督徒因此應當感到被冒犯。這一點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著藝術創作和解讀自由的原則，我覺得觀眾認為，這一齣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惡搞《最後的晚餐》，或並不是在模仿《最後的晚餐》，都是觀眾作為一個藝術解讀者的自由。我本人因為有社交媒體海量刷屏信息導致先入為主的預設，看重播時，的確看出了對《最後的晚餐》的模仿和惡搞，但是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並不認為這是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這也是他的自由。 什麼是冒犯？ 不過，即便承認這一齣戲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我也並不認為就一定意味著我應當被冒犯。 我總覺得，冒犯是一個應用範圍比較狹窄的動詞。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攪擾，或者不喜歡很多事情，但如果說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擁有的東西，沒有得到應有尊重。 比方說，有人詆毀一個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話估計會憤怒，但說我被冒犯，卻不準確。但他如果是詆毀我的話，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為他攻擊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場合發送宣教傳單，我雖然不信他們的宗教，但我也不會覺得被冒犯。但如果他們上我家來，未得到我的許可就進家傳教不停，那哪怕對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會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一個人被冒犯，需要預設這一冒犯的物件應當是他所擁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時間、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臨終的達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繪於1818年。現存於巴黎市立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誰擁有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而我認為，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並不是基督徒所擁有的。 作為基督徒，我自然為聖經記載之事，能被如此美麗的藝術品所展示出來而高興。但這幅壁畫畢竟是後人的藝術作品，而不是聖經記載本身。畫中使徒們的穿著、行為，和座位編排等，根據聖經的依據也較為有限。更多的是，達芬奇是根據藝術傳統和個人想像力所補充出來的。同時，畫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並非聖經教導或教會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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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而言，上帝是導致人類始祖墮落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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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上帝不僅有能力創造萬物，更以能力直接介入祂所愛子民的生活作息、人生際遇，成為他們的保護、蔭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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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多馬也被視為證據主義的代名詞，就如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解釋：指“在缺乏證據下拒絕相信的人”。然而，教會傳統和文化上對多馬的這種認知，是否恰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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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聖靈開啟，其實我們不難看到是上帝在“趕鴨子”——是上帝一路要將事情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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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牧者恩言專欄2024.07.30 許萬常 “希望我的投資能夠本”。 “夠些什麼本呢？”此生沒多少積蓄，老人無老本，能做什麼投資？人老了，能活著就不錯了，對人生還敢怎麼奢求？ 老人的老本大概只剩自己本身，只要身體能動，嘴巴能言，就可作為投資之用。是的，老人的老本，是上帝所賜的能力與恩賜，沒有不用來投資的藉口。 僅管一路上走走停停，昏昏欲睡，我依舊有力開車350英里。雖然開車只不過是動手動腳，看似輕而易舉，細想之下，這倒也是上帝賞賜的本錢。人老開車是恩典，我不敢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我開遠路的目的，不是為了遊玩，是為了去看幾個人，去講一篇道，這是體力和靈力的投資。圓滿地把這些事情完成，才算值回票價，才是活得夠本。 我問一個弟兄說：“你這一趟老遠地飛回台灣，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他比我年輕許多，有餘力海內海外趴趴走；不像我這個懦夫，一想到飛越浩瀚的太平洋，腳就軟綿綿，有如軟腳蝦。 “這一趟，我希望能夠帶領媽媽信耶穌。”他答道。這倒是一個最有價值的投資，不管結果怎樣，只要做了，就是夠本。 我說：“我要為你媽媽禱告。” 其實，走這一趟路，我並不期盼有太大的收成，不過是聽從主的吩咐，做一件自己應該做的事。我們這一生，對本身最低的要求，是能使自己對上帝的國度有用處，活著不白佔地土。 老人還在動，就不佔地方；工具還在用，就不會生鏽；河水還在流，就不會發臭。這是老人在為自己打氣，我覺得有點是在對自己呼口號，拍胸膛了。 我又想起主耶穌的話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13：12）原來如此，這個老人是愈動愈能動，愈說愈能說，愈愛愈能愛；若是不動不說也不愛，一下子就老態龍鐘，動也不動了了。 有動才是有用。人這一生，身上凡是還能動的，就要用來作投資之用。 一根手指動一動，撥個電話，寫段簡信鼓勵人；一個舌頭動一動，說句好話造就人。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動手動口，難道不就是一些有值的屬靈投資？ 說著說著，我覺得自己有點“膨風”（編註：台灣話，吹牛、誇大、虛誇的意思）起來，像是一個屬靈的大亨，擁有投資不完的資本。我並不是在說大話呢，我們都是一些屬靈的“資本家”。 我摸摸自己的口袋，沾沾自喜地，感覺有點像財主。 歡迎您上網 behold.oc.org 閱讀更多好文。《OC舉目》面對當代挑戰，與教會同行，和跟隨基督的您一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