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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二次大戰後在香港信主的，所屬的教會雖然也是屬改革宗背景，但在主日除了上教會 做禮拜之外，最多就是參加青年團契的禱告會；一旦離開教會，其他的事，例如做功課，購物，上館子等，都一樣照做。到了西敏神學院，才發現基督徒對舊約律法 有如此不同的看法。當然，若是我們回應安息日會所引起的爭論，並負起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責任，我們更是不能迴避這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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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 年底，基督徒們殷切期盼全美的殖民區──這些殖民區不久就組成了美國──能回歸原本的基督教精神。但到了1742年，此大復興的精神卻產生了變化，原先以聖經為本和基督徒相愛的精神轉為狂熱，傳道者開始彼此控訴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們開始分不清楚“基督樣式的靈”和“未被控制的狂熱”。而當時的報紙充斥 著偏激的言談，許多初信者不肯聽從智慧人的勸導，就開始分裂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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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神學言說的開端》，是余達心牧師（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最新出版的一部系統神學專書。在這本書中，余牧師嘗試著從當代的神學處境出發，對系統神學做出新的適切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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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的最後一章，記載了一個奇特事件：耶穌三次問門徒彼得：你愛我嗎？耶穌怎麼了？這是情竇初開的少女才會提出的問題！但是耶穌是救世主、萬能之神啊！這問題怎麼樣都與他的身分不相稱，而且他還問了三次（在彼得給了肯定的答覆之後還不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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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路加記載了32個國家、54個城市、9個島、無一差誤。官員的頭銜也因時地之異，有精確的記載。著名的羅馬歷史學家施爾溫•懷特（A. N. Sherwin-White）說：“《使徒行傳》已証實具有壓倒性的歷史正確性，羅馬史學家皆視其為理所當然，任何新的挑戰也只是枉費苦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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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自413年至427年，奮力寫作《上帝之城》。同時期，他也面對當時 教會中的 “伯拉糾派之爭”（Pelagian Controversy）。北非主教們在412年的“迦太基會議”，已經定罪伯拉糾（Pelagius）門生柯里提（Celestius）的教訓。在巴勒 斯坦的耶柔米，也極力抵擋伯拉糾的教訓。羅馬主教英諾森一世（Innocent I）也裁定：伯拉糾派若不認錯悔改，則被開除教籍。奧古斯丁以為“伯拉糾派之爭”終告結束。然而，伯拉糾派死灰復燃，又以新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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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生在北京、長在北京，而感到有一種優越感。但這20年來，北京的變化太大了。許多人覺得北京變得現代了、時尚了，但在我的心裡，她已不是原來的她 了。她失去了昔日的韻味，我失去了許多的靈感，甚至有時都有點麻木。我迷失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失在用鋼筋水泥鑄成的森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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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丈夫病了近30年，退休後又深感人情冷漠，內心像結了冰一樣，了無生趣。移民到澳洲後，丈夫病逝了。但這時我已經信主兩年，神與我同在，衪醫治了我心靈上的病痛，使我冰冷的心溶解，讓我重獲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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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那一刻，一個輕柔的聲音，在我耳畔親切響起：“你願意為我成為一顆小小的默默無聞的鋪路的小石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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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沒有穩定的聚會點，我們就利用馬路邊或公園的亭子，作為聚會場所。要是碰上好天氣還好說，若趕在颳風下雨，那境況之艱苦就難以想像了。但 神賜給我們火熱的信心，環境的艱苦和物質的匱乏，並沒有影響我們對神的追求。我們積極地傳福音，神也把得救的人數一天天加給我們。神更讓我看到盲人朋友心 裡的饑渴、對上帝真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