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4

  • 今日散居宣教:海外華人教會的挑戰和機遇(基甸)2024.08.07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8.07 基甸 值得關注的文章 2024年3月,在ChinaSource(《華源協作》)的The Global Chinese Diaspora(《全球散居華人》)網路季刊(註1)中,兩位客座編輯用“不斷演變中的掛毯拼圖”(evolving tapestry),形容今日華人散居全球的圖景。 這期季刊的文章中,無論是湧至英國的香港持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編註)移民,還是投入穆斯林宣教的加拿大華人基督徒;無論是急缺傳道人的歐洲散居華人教會,還是澳大利亞的華人新移民,都確實反映出全球散居華人背景與文化的多元性,和與時俱進的多變性。 同時,這些文章也對散居華人宣教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有多角度的反思。(“ 散居華人 ” 指移民海外的全球各地華人。散居/diaspora,源于希臘文διασπορά,意思是分散。在舊約,指“流散”的猶太人。新約則指“分散”的基督徒。參《徒》8:4。編註)。 作為參與全球華人散居宣教的基督工人,我尤其欣賞這期季刊的一篇主打文章:Jeanne Wu講述了來自中國的新經濟移民和“走線”者等最新趨勢,以及中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等“新常態”,對華人散居宣教的影響。這篇文章很值得宣教工作者關注和思考。作者深入、細緻的研究和分析,對於散居宣教工作者思考宣教策略,有很大的助益。 我贊同該文作者所說:“近期中國國內及中國相關的政治發展,已經給全球華人散居宣教運動及其動態帶來影響。一些宣教的門被關上,但另一些門則被打開。雖然對於未來,我們能感覺到不確定性及可能的恐慌,也有新的挑戰,但我們同時也看到新的機遇。” 對海外華人教會來說,今日的散居宣教,也是挑戰中蘊含著機遇、機遇中潛伏著挑戰。 教會應該如何把握時機? 30多年前,我留學美國南部的時候,在華人查經班信主,也受到當地國際學生事工的美國基督徒的關愛和引導。因此可以說,我是散居宣教結出的果子。 後來,我全職參與網路和文字宣教,並且到亞洲和歐洲的一些地方佈道、培訓、短宣,實際上都是在服事全球各地的散居華人教會,同時也促進華人教會與非華人的機構合作,算是做“文化橋樑”的工作。 《全球散居華人》季刊的內容,促使我思考:散居華人教會應該如何把握時機、迎接挑戰、投入今日全球範圍內的散居宣教? 以下我就從一名華人散居宣教工作者的角度,分享幾點個人的感想。 ×第一,慢半拍,需推動 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我感覺海外華人教會對散居宣教的反應,似乎仍然慢半拍,或者說比較冷淡。究其緣由,可能不僅是因為華人教會普遍不夠重視宣教,少有關注世界時局對宣教的影響,還跟華人教會對散居宣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認識不足有關。 華人教會中的宣教推動,比較強調跨文化宣教,即從西方發達國家到“未得之民”更多的偏遠地區傳福音。然而這樣做的同時,卻可能忽視、輕視本地的散居宣教。 很多華人教會較少關心自己的社區,或者感覺向本地的異文化散居群體傳福音很難,不知從哪裡做起。我個人認為,宣教機構和基督教媒體,仍然需要在海外華人教會中,更加努力地推廣散居宣教,幫助華人教會明白上帝對散居宣教的心意(註2),更加“通達時務”,對全球各地散居宣教的需要,更敏感,也更願意突破固有的局限,更多地投入散居宣教中。 ×第二,“平信徒”的機會 新時期的散居宣教,跟“傳統”的跨文化宣教相比,更能為“平信徒”的參與,提供機會,也更能鼓勵弟兄姐妹跨出非全職宣教的第一步。 本地跨文化宣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上帝把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例如來自中東、中亞的穆斯林難民,或者來自印度的印度教移民,帶到我們華人基督徒的客居之地。我們不必像傳統的跨文化宣教士那樣,得花昂貴的旅費到遠方、克服巨大的語言和文化的障礙,甚至遭受逼迫等,就能向當地來自最大的“未得之民”地區(印度)、危險重重的“創啟地區”(中東、中亞等)的散居群體傳福音。 過去幾十年,海外華人教會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向中國宣教,也向來自中國的學生、學者傳福音。隨著中國對宣教的限制日益嚴峻,以及赴美中國留學生的減少、即使出國也越來越難以接觸,教會既有的宣教資源,可能會“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華人教會中,很多對宣教有負擔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英文能力,可以順利地把宣教資源轉而投入本地跨文化的(非華人)留學生和新移民事工上。這是何等寶貴的“天賜良機”! 華人教會的“平信徒”理當抓住時機,不要停留在“坐而論道”,更不要讓教會中,只有牧長、宣教委員會等同工領袖關注宣教,而是要起而行之,積極投入,善用“王后的位分”,把握“現今的機會”(參《帖》4:14)。 ×第三,進行更多的合作 在散居宣教方面,華人教會應當跟本地非華人教會,及“西方”(國際)宣教機構,進行更多的合作。 《洛桑福音運動開普敦承諾》(註3)在論及散居宣教的時候呼籲:“我們懇請移民教會和本地教會,互相學習、彼此聆聽,並啟動合作事工”。 向海外散居華人宣教,對於華人教會來說,還算是向“同文化”的人傳福音,但對於非華人的機構和教會來說,則是跨文化的宣教。如果彼此合作,華人基督徒可以成為跨文化的橋樑。同時,也可以在合作中彼此學習。 我感覺,海外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跟本地非華人教會和本地宣教機構之間的合作,仍然太少。而且,即使有合作(例如美國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到歐洲、非洲短宣,幫助當地資源相對缺乏的華人教會),也常常遇到“山頭主義”的問題。同文化的合作都如此,更不用說跟西方機構、教會的跨文化合作了。 海外華人教會和福音機構需要禱告,求主賜給更寬廣的國度胸懷和更高瞻的屬靈眼光,打破人為的高牆,放下成見和小信,為了大使命,願意全力與非華人機構和教會攜手合作。 中國海歸基督徒事工 散居宣教上的合作,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國海歸基督徒事工。 有很多非華人的教會、機構,在世界各地做華人的宣教事工,服事對象主要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職青,及其前來探訪的父母。除了少數人能夠幸運地辦到移民身份,其餘的絕大多數人,都會回中國。 在每年數以十萬計的海歸學生、學者中,即使保守估計,也有5%的人在海外信主(這方面的統計數據非常缺乏)。令人痛心的是,由於信主時間短、信仰根基淺,再加上現今國內的環境對基督教更加不友善,據估計有75%,甚至更高比例的海歸基督徒,回國後不再讀經、禱告、去教會,最終信仰生活完全流失(註4)。這成為散居宣教中顯著的缺失和痛點。 因此,亟需帶領海歸基督徒信主的教會、機構,在他們回國前做一些培訓和建立屬靈導伴(mentoring),堅固他們的信心,加強他們回國後繼續跟隨耶穌的心志,和參加教會事奉的基本技能,好幫助他們帶著大使命的呼召回國,成為中國福音的種子…… 這在海外學生、學者的宣教事工中,至關重要,迫在眉睫。然而,根據筆者個人的觀感,雖然很多華人教會都意識到這一點,卻缺乏動力和資源,進行系統性的海歸門訓工作。 其實,已經有一些非華人的宣教機構,在這方面投入了工人和資源,並且有切實可行、能大幅度降低海歸基督徒“流失率“的“歸前門訓”方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事工卻極少有華人教會願意支持和參與。 華人教會通常與中國國內的教會有更多、更緊密的聯繫,在海歸基督徒回國後,可以幫助引介給非華人的宣教機構。因此,華人教會跟非華人宣教機構合作,顯然是海歸事工一個必要和“雙贏”的策略。 ChinaSource在2016年9月的網路季刊(註4)中,刊登海歸事工專輯,呼籲世界各地教會和福音機構,結成夥伴,致力於中國海歸事工,值得有心的同工參考。 過去幾年,中國和海外的形勢都有很多變化。筆者希望ChinaSource能在不遠的將來,再出一期以海歸事工為主題的網路季刊,幫助更多的海外華人教會和機構瞭解這方面的需要、參與這樣的合作。 網路和新媒體宣教 華人和非華人教會、機構,可以而且應該合作的另一個事工,是網路和新媒體宣教。筆者曾多年在華人教會中,推動善用網路和新媒體傳福音的宣教事工(註6),也看到華人教會在這方面取得一些進步。 經過幾年的全球疫情,華人教會跟普世教會一樣,已經更廣泛、更積極地使用網路和新媒體開展事工,包括散居宣教相關的事工,特別是校園、職青和海歸事工。在這方面也逐漸積累起一些內容、品質較高的中文網路資源。 同樣,現今很多非華人福音機構和教會,也在網路和新媒體事工中繼續發展。英文的宣教網路資源,也日益豐富。 筆者盼望,同在從事華人散居宣教網路資源事工的華人和非華人機構,可以在中文和英文的內容方面,有更多的合作,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用資源。例如,只有中文內容的華人機構的網站,可以翻譯使用英文網站上優秀的文章。只有英文的非華人機構的網站,也可以翻譯中文網站上的文章。同一語言的內容,也可以互相轉載、共用。 結語 《洛桑福音運動開普敦承諾》呼籲: “我們鼓勵教會和宣教領袖,要認識到全球人口遷移和僑居群體所帶來的宣教機會,並加以回應,制定策略性的計劃,集中力量培訓那些蒙召要在這些群體中服事的人,並且分配相應的資源……我們鼓勵那些本來就屬於僑居群體的基督徒,洞察上帝聖手所作的工,即使是在非他們所選擇的環境中,在東道國的群體中尋求上帝給他們作見證的機會,並為東道國謀求福祉。”(註7) 根據2012年的一份皮尤調查報告,美國華人中有將近1/3的人口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和天主教,註8)。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海外華人移民,也在繼續快速增加中。因此,海外華人教會,勢必繼續增長。本身就是多元化散居群體的華人教會,在面臨全球化和全球地緣政治新形勢所帶來的宣教機遇與挑戰,確實不應該無動於衷,而應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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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舉目向田觀看(張克敏)2024.08.03

    我們爭執的問題是作成上帝的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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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沒有被冒犯,但我的確不喜歡——巴黎奧運開幕式(柏雨成)2024.08.03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8.03 柏雨成 幾天前,我在結束幾天緊湊會議返家補覺醒來,發現社交媒體已被巴黎奧運開幕式刷屏。於是趕緊補看錄播。 不愧是巴黎,整個開幕式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大膽和前衛。當摟著同性、異性、甚至多個伴侶的異教諸神們,坐上一長條(晚)餐桌時,我很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演出會引起爭議。然而,我的感受卻又跟很多評論者不一樣。 一言以蔽之,我沒有被冒犯,但我的確不喜歡!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我們首先應當試圖理解對方價值的來源。即便像筆者這樣的法國文化門外漢,也能感知到,法國藝術和文化中,對自由的絕對追求,以及其背後隱藏的、一種對一切約定俗成的“宏大敘事”和既定規則的反叛精神。這種精神想必由來已久。 宗教改革爆發後,在歐洲各國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中,法國的宗教戰爭尤其慘烈。 從1562到1598年間,強大的天主教會,覬覦王位的貴族,和叛亂熱情高漲的新教徒,共同導致法國連續30多年不間斷的血腥宗教戰爭。1572年,一日之內將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萬人被殺的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終,為法國帶來了一絲宗教寬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過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投機取巧地來回橫跳三次之多,才為自己爭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資本得以稱王。(註1) 對當時不少法國民眾來說,宗教有時候的確更像權力佈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體現。 《聖巴托洛繆日大屠殺》(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為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現存於瑞士洛桑的州立美術博物館(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經過這些事件,法國在16世紀就已經出現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獻。隨後的一個世紀裡,巴黎的教士階層普遍跟越發集權的皇室走得很近,並在法國大革命中為此付出了代價。 之後,法國還經歷了拿破崙軍事獨裁,二戰期間由倒戈社會精英為核心組建的維希政權,等等。1968年,學生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進一步催生了法國對一切傳統權威,包括宗教權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奧運會,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反對宗教,或者一個性氾濫的國家反對傳統婚姻觀,而是一個骨髓裡刻入了後現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對著一切宏大敘事和傳統權威。 事實上,法國法律在這一點上,的確做的很到位。它不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場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場合戴面紗或罩袍。這一點上,基督徒實在不能說有什麼“尤其”被冒犯的資本。畢竟,這個開幕式還有抱著被砍下來的頭唱歌的瑪麗皇后——這已經是法國在調侃自己歷史上,最徹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歷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顏六色的變裝女王們,不符合傳統基督教審美自然不假,但俄羅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團看了,也不見得會好受更多。 藝術解讀者的自由 當然有人會說,他們調侃了最後的晚餐,基督徒因此應當感到被冒犯。這一點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著藝術創作和解讀自由的原則,我覺得觀眾認為,這一齣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惡搞《最後的晚餐》,或並不是在模仿《最後的晚餐》,都是觀眾作為一個藝術解讀者的自由。我本人因為有社交媒體海量刷屏信息導致先入為主的預設,看重播時,的確看出了對《最後的晚餐》的模仿和惡搞,但是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並不認為這是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這也是他的自由。 什麼是冒犯? 不過,即便承認這一齣戲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我也並不認為就一定意味著我應當被冒犯。 我總覺得,冒犯是一個應用範圍比較狹窄的動詞。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攪擾,或者不喜歡很多事情,但如果說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擁有的東西,沒有得到應有尊重。 比方說,有人詆毀一個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話估計會憤怒,但說我被冒犯,卻不準確。但他如果是詆毀我的話,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為他攻擊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場合發送宣教傳單,我雖然不信他們的宗教,但我也不會覺得被冒犯。但如果他們上我家來,未得到我的許可就進家傳教不停,那哪怕對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會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一個人被冒犯,需要預設這一冒犯的物件應當是他所擁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時間、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臨終的達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繪於1818年。現存於巴黎市立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誰擁有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而我認為,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並不是基督徒所擁有的。 作為基督徒,我自然為聖經記載之事,能被如此美麗的藝術品所展示出來而高興。但這幅壁畫畢竟是後人的藝術作品,而不是聖經記載本身。畫中使徒們的穿著、行為,和座位編排等,根據聖經的依據也較為有限。更多的是,達芬奇是根據藝術傳統和個人想像力所補充出來的。同時,畫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並非聖經教導或教會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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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上帝不僅有能力創造萬物,更以能力直接介入祂所愛子民的生活作息、人生際遇,成為他們的保護、蔭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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