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古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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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賓惠廉進駐上海，與年輕的戴德生相遇，進而成為一對互相敬愛的同工，在一起工作了相當一段時間。賓惠廉比戴德生年長17歲，且早他4年到中國宣教。因此戴德生把賓惠廉看為屬靈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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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默示而使聖經的書卷成書。這些上帝所感動默示的書信，在教會中流傳，並且被收集為正典。其間並沒有什麼時間上的耽擱，也沒有什麼正式的確認程序。收信的教會接受作者的先知、使徒（或他們的同工）的資格，也承認這些書信來自上帝。教會領袖帶領信徒逐漸分辨認出哪些書卷是聖經正典，各地教會形成了共識。在聖靈的默示下“認出”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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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準備抽身離開時，突然看到前面峰迴路轉，河水急流而下，陡然間墜入了萬丈深淵！就在作者話鋒一轉之間，仿佛電影裡突然變了背景音樂一般，社會變革如颶風襲來，人物矛盾突然爆發，人際關係中所有溫情的面紗被猛然撕破，以往隱藏在黑暗裡的醜陋一下子大白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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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阿里形象的改變，我們看出，公平、正義、自由、人權，而非謙卑、謹守、自潔，在現今的美國社會更受重視。 在這個文化框架下，人們不畏權勢，敢於表達自己，具超黨派（宗派）思維，勇於追求夢想。這就是現今之人，特別是千禧世代，所重視的是非觀和價值觀。 然而，有一點千古不變，那就是人性。 人性雖然有光明的一面，卻也永遠是殘缺的。沒有人可以達到自己心目中的道德高原。人性中的殘缺，不論如何隱瞞或修飾，總是以各種臉譜出現。因此，人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才能脫離自我的牢籠。不過，向不同的是非觀和道德觀的人傳遞福音信息，與在同質社會中傳遞福音，大大不同。最忌諱的就是不尋求瞭解對方，只用“我”的是非觀去評斷他人。這會造成對方在理性上、感性上和直覺上都難以接受福音。 這不是對方是否“心硬”的問題，而是觀念上的鴻溝。人不可能接受與自己道德觀和是非觀相抵觸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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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印度，很少人不知道那位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1910 –1997。或譯德蕾沙），她是人道主義的典範——在印度加爾各答，她更是像觀音菩薩般地被崇拜著。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在德蘭修女之前，已經有一位愛爾蘭姑娘埋身於印度南部長達55年，為拯救印度女童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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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華人基督徒、傳道者，我也很自然有一份感情，懷念奉獻一生在中國宣教的戴德生夫婦，感謝戴氏家族5代在中華地土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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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土良（又譯德爾圖良）是二、三世紀著名的拉丁教父，北非學派的傑出代表，是第一位用拉丁文寫作的教會作家，有“拉丁神學之父”之稱譽，也是一名出色的護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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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聽Z兄分享時，談起《暗室之后後》的作者蔡蘇娟。作為後生晚輩，我一向對充滿靈性又頗多坎坷的前輩，極為瞻仰與敬佩。於是從那時起，“蔡蘇娟”這個名字，便一直回響在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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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丟（Ignatius，又譯作伊納爵），是第二世紀初時安提阿的教會領袖。“伊格那丟”意為“內心懷有神的人”或“為神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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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復興也進行得轟轟烈烈，許多全國知名的領袖人物四出佈道和奮興。在上海，我聆聽過宋尚節、趙世光、倪柝聲、賈玉銘、王明道、周志禹、竺規身、錢團運等許多傳道人的講道，印象最深刻的是宋尚節和趙世光。人們一般稱呼宋尚節為奮興家，趙世光為佈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