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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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8.03 柏雨成 幾天前，我在結束幾天緊湊會議返家補覺醒來，發現社交媒體已被巴黎奧運開幕式刷屏。於是趕緊補看錄播。 不愧是巴黎，整個開幕式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大膽和前衛。當摟著同性、異性、甚至多個伴侶的異教諸神們，坐上一長條（晚）餐桌時，我很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演出會引起爭議。然而，我的感受卻又跟很多評論者不一樣。 一言以蔽之，我沒有被冒犯，但我的確不喜歡！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 在做價值判斷之前，我們首先應當試圖理解對方價值的來源。即便像筆者這樣的法國文化門外漢，也能感知到，法國藝術和文化中，對自由的絕對追求，以及其背後隱藏的、一種對一切約定俗成的“宏大敘事”和既定規則的反叛精神。這種精神想必由來已久。 宗教改革爆發後，在歐洲各國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中，法國的宗教戰爭尤其慘烈。 從1562到1598年間，強大的天主教會，覬覦王位的貴族，和叛亂熱情高漲的新教徒，共同導致法國連續30多年不間斷的血腥宗教戰爭。1572年，一日之內將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萬人被殺的聖巴托羅買日大屠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終，為法國帶來了一絲宗教寬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過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投機取巧地來回橫跳三次之多，才為自己爭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資本得以稱王。（註1） 對當時不少法國民眾來說，宗教有時候的確更像權力佈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體現。 《聖巴托洛繆日大屠殺》（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為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現存於瑞士洛桑的州立美術博物館（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經過這些事件，法國在16世紀就已經出現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獻。隨後的一個世紀裡，巴黎的教士階層普遍跟越發集權的皇室走得很近，並在法國大革命中為此付出了代價。 之後，法國還經歷了拿破崙軍事獨裁，二戰期間由倒戈社會精英為核心組建的維希政權，等等。1968年，學生運動等一系列社會運動，進一步催生了法國對一切傳統權威，包括宗教權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奧運會，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反對宗教，或者一個性氾濫的國家反對傳統婚姻觀，而是一個骨髓裡刻入了後現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對著一切宏大敘事和傳統權威。 事實上，法國法律在這一點上，的確做的很到位。它不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場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場合戴面紗或罩袍。這一點上，基督徒實在不能說有什麼“尤其”被冒犯的資本。畢竟，這個開幕式還有抱著被砍下來的頭唱歌的瑪麗皇后——這已經是法國在調侃自己歷史上，最徹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歷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顏六色的變裝女王們，不符合傳統基督教審美自然不假，但俄羅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團看了，也不見得會好受更多。 藝術解讀者的自由 當然有人會說，他們調侃了最後的晚餐，基督徒因此應當感到被冒犯。這一點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著藝術創作和解讀自由的原則，我覺得觀眾認為，這一齣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惡搞《最後的晚餐》，或並不是在模仿《最後的晚餐》，都是觀眾作為一個藝術解讀者的自由。我本人因為有社交媒體海量刷屏信息導致先入為主的預設，看重播時，的確看出了對《最後的晚餐》的模仿和惡搞，但是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像我一樣。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並不認為這是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這也是他的自由。 什麼是冒犯？ 不過，即便承認這一齣戲在模仿或惡搞《最後的晚餐》，我也並不認為就一定意味著我應當被冒犯。 我總覺得，冒犯是一個應用範圍比較狹窄的動詞。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攪擾，或者不喜歡很多事情，但如果說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擁有的東西，沒有得到應有尊重。 比方說，有人詆毀一個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話估計會憤怒，但說我被冒犯，卻不準確。但他如果是詆毀我的話，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為他攻擊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場合發送宣教傳單，我雖然不信他們的宗教，但我也不會覺得被冒犯。但如果他們上我家來，未得到我的許可就進家傳教不停，那哪怕對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會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一個人被冒犯，需要預設這一冒犯的物件應當是他所擁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時間、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臨終的達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繪於1818年。現存於巴黎市立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誰擁有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而我認為，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並不是基督徒所擁有的。 作為基督徒，我自然為聖經記載之事，能被如此美麗的藝術品所展示出來而高興。但這幅壁畫畢竟是後人的藝術作品，而不是聖經記載本身。畫中使徒們的穿著、行為，和座位編排等，根據聖經的依據也較為有限。更多的是，達芬奇是根據藝術傳統和個人想像力所補充出來的。同時，畫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並非聖經教導或教會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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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4.13 舍樂 瑞士日內瓦，一座充滿故事的古老城市。老城區的鵝卵石和日內瓦湖畔的波浪，都讓人沉醉留戀。除此以外，眾多的聯合國組織，亦吸引著千萬遊客。然而，對於基督徒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追隨歷史長河中宗教改革先賢的足跡，深思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一、宗教改革前的日內瓦 西元380年左右，日內瓦在古羅馬帝國的首肯下，在現今聖皮埃爾大教堂的位置上，修建了一個由禮拜場所、住宅和行政建築組成的主教群。 第一位大公教會的主教Isaac，將日內瓦作為核心管轄教區，將其影響力擴張至周邊的安納西、霞慕尼、埃維昂萊班等地。日內瓦後經勃艮第人、法蘭克蘭人以及加洛林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註1） 至15世紀，經過多次的政治動亂，日內瓦周圍的許多地區鄉村和領地，都歸屬了薩伏伊家族。1449年，偽教宗費利斯五世，放棄了他的教宗頭銜，卻保留了該職位的許多特權。薩伏伊家族就這樣有效地控制了日內瓦主教教區。至此，日內瓦被當作公國未來的首都而建設，發展成為金融中心及宗教要地。 圖1：裡帕耶城堡（Château de Ripaille），中世紀薩伏伊公爵阿梅迪八世的隱居住所。（來自Wikimedia） 二、宗教改革時期的日內瓦 歷史車輪駛向16世紀，日內瓦經歷了風起雲湧的改革（註2）。 （一）法雷爾 16世紀，馬丁·路德的改教思想，散播在歐洲大地。 1532年6月9日，新教徒在日內瓦城內，張貼出許多批評教宗權力、宣揚宗教改革的標語。法國新教改革家加爾文的密友法雷爾，於10月進入日內瓦。1533年，日內瓦的新教信徒舉行了聖餐禮。對於一直舉行“彌撒”的日內瓦來說，這是顛覆性的（註3）。 圖2：聖皮埃爾教堂，建於12世紀。 Torbjorn Toby Jorgensen攝於2019年4月1日。 在接下幾年裡，法雷爾在這座城市中，依靠公開信仰辯論，得到了市民的廣泛支持。市民們佔領了拉馬德列尼教堂、聖皮埃爾主教座堂，搗毀偶像，取消彌撒。 薩伏依公爵對日內瓦進行了武裝干涉。然而日內瓦市民以足夠的勇氣，進行了抵抗。1536年5月，市民大會投票，決定皈依新教，“依照福音的律法和上帝的話語來生活”。日內瓦亦宣佈成為獨立的共和國。 法雷爾因感無力勝任重組城市宗教機構的重責，請求約翰·加爾文到日內瓦主持改革工作（註4）。 （二）加爾文 1536年，年僅26歲的加爾文，出版了第一版的《基督教要義》。該書一出版，加爾文就成為了法國新教領袖（註5）。 1，到來和驅逐 加爾文來到日內瓦後，進行一系列改革，例如拒絕信仰不符的人領受聖餐，禁止髒話、賭博、跳舞、聚會和酗酒，也不准信徒缺席聚會、在崇拜中發聲、以天主教聖徒之名給子女取名等（註6）。 日內瓦人不喜歡有人用這種方式監管他們的私生活，於是發動了一場抵抗運動。當時的日內瓦，推翻了天主教主教及其支持者薩伏伊公爵的統治，由地方行政官和議會治理（註7）。於是，1538年，加爾文和法雷爾，被議會認定“干涉了公共道德權力”，被驅逐出境（註8）。 3年後，日內瓦議會又請求加爾文回去。雖然加爾文向他的友人吐露：“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去背那個讓我每天死一千多次的十字架”，然而日內瓦的爭論和內訌，讓加爾文感受到呼召的壓力，有誰能阻止上帝呼喚他進入改教的事業中呢？ 再次回到日內瓦的加爾文，在城門口，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他在主日登上聖皮埃爾教堂的講台。他心中充滿來自上帝的平靜，並沒有為驅逐的事件憤憤不平，也沒有表示感激人們的歡迎。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繼續上一次離開日內瓦前講的經文，按經卷傳講下去。（註9） 圖3：加爾文在聖皮埃爾教堂中曾經坐的椅子。這一張平平無奇的椅子，似乎打破了天主教從中世紀以來在日內瓦的榮耀奢華。宗教改革的實質，是回歸到起初使徒所傳講的那樸實無華的真理。Mourad Ben Abdallah 攝於2009年7月11日。 2，加爾文主義 加爾文的思想在日內瓦傳揚開來，被稱為“加爾文主義”。加爾文在日內瓦起草了著名的《教會憲章》，明確了牧師、教師、長老和執事的職份規定。 因為敬拜的需要，他還編寫了教義要理問答，對新教的禮拜儀式做出更新，設立教會法庭，監管日常生活，發展教育和商業（註10）。 在他的努力下，整個日內瓦發生巨變。有人稱他為“日內瓦的暴君”，但實際上，掌管共和國宗教事務，包括裁定異端的，是市議會（註11）。 圖4：新舊“日內瓦學院”，位於聖皮埃爾教堂附近的加爾文禮堂（L’Auditoire de Calvin）。昔日講員會從禮堂的右側梯子，步入半空中的講台。(見日內瓦學院網站https://auditoirecalvin.ch/?lang=en) 1559年，加爾文成立日內瓦學院。該學院成為了改革宗教運動的搖藍，影響著歐洲文化和宗教格局（註12）。這是加爾文在日瓦內的學習和授課之地。也是現今日內瓦大學的前身。 我們所熟知的蘇格蘭改革者約翰·諾克斯，稱日內瓦學院是“自使徒以來基督最完美的學校”（註13）在這裡，加爾文接待了各地的來訪者。。許多受宗教逼迫的人，從各地前往此學院，在此學習加爾文的思想，並將加爾文主義帶到世界各地。 圖5：1560年版《日內瓦聖經》，是繼1539年《大聖經》（The Great Bible）之後，第一部英文聖經，也是英國國教的授權聖經。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United States public domain。 1560年，日內瓦學院的師生，共同完成了《日內瓦聖經》的翻譯。這是比欽定本更早的聖經，對新教世界以及後期英文聖經翻譯，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3，宗教改革博物館 圖6：日內瓦宗教改革博物館內加爾文的相關藝術作品。 這是宗教改革博物館內，加爾文的畫像與雕像。可以想像，那個時候的加爾文，肩負著改革的重擔。他的眼淚和歡笑，都與這座城市息息相關。“為上帝的榮耀”，是他一生奮鬥的動力。 他從奧古斯丁繼承了 “天上的國”與“地上的國”的思想，強調“國家和教會兩種權力，應該是互補的”（註14）。應議會要求，他為這座城市獻上了共和國憲法草案（註15）。日內瓦正是在此信念下，迎來新生。 4，回想 加爾文的改革，改變了日內瓦的世俗生活方式，使之接受了新的教義。更重要的是，人們將他的思想，從這裡帶到世界各地。他的思想，影響了歐洲，仍致後來的美洲大陸，對現代教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遺憾的是，現今的日內瓦，不再是宗教改革中心。甚至在日內瓦的加爾文主義者，數量也不多（註16）。 所幸的是，加爾文思想的發源地，雖不再有曾經的輝煌，但上帝的話語，卻隨著承載者，散播到世界各國，永不消逝。 將日內瓦建設成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城，也許是加爾文最大的夢想，但上帝的手超越人的謀劃。 圖7：波蘭裔法國紀念碑雕塑家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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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不法的事增多，到處是喧鬧和紛爭，但請記住：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真理的黎明和白晝總要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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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教會用教導正統教義的讚美詩，捍衛信仰，對抗異端。詩歌的作用實在是不容忽視。我們可以看幾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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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或許有利於吸引群眾、傳播資訊、引領潮流，但屬靈生命的長進，終究是一門“出死入生”的屬靈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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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思及路德，這樣一位有著明顯瑕疵（罪）的偉人，我們不得不謙卑下來——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屬靈偉人，尚且犯下如此大錯，而我們作為平凡之人，在面臨複雜的社會和教會問題時，所做的抉擇怎能完全無過呢？如果把我們放在路德的位置上，我們能有更好的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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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17年（明武宗正德12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門張貼95條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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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5年（明嘉靖34年）9月25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與支持路德宗的世馬克登邦聯（Schmalkaldic League）在奧古斯堡達成和平協議。自從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張貼95條論述之後，經過了38年的時間，路德宗與天主教終於達成和平共存的法律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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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信仰宣言”除了有關信仰的宣言以外，還定義了三點決定真正信仰的教會：1.真實的傳講上帝的話語；2.正確的施行耶穌基督的聖禮；3.執行教會紀律：制止邪惡，提倡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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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36年（明嘉靖15年）7月12日，伊拉斯姆在瑞士的貝賽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