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挖掘教會歷史,推動宣教工作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5.11.9.。文/吳迦勒。溫州教會自1867年建立以來,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見證。這些見證,部分已付諸文字記錄,但基本上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近年來,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發、自費地做了大量工作,記錄、整理溫州教會歷史。成果顯著,亦激勵了溫州基督徒起來宣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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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選介

不要患健忘症

王志希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今年感恩節,機緣巧合, 閱讀了出版不久的中譯本《清教徒的腳蹤》。該書收錄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英國著名傳道人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在“清教徒論壇”(研討會)宣讀的多篇論文。跟隨著鍾馬田的筆端,我第一次走近(還不敢說“走進”)清教徒的生活。        鍾馬田常根據教會歷史事件的年份,擬定其論文的主題。例如,1964年是懷特菲爾德誕辰250周年,鍾馬田即著文《約翰.加爾文和喬治.懷特菲爾 德》;1966年是公理會教堂在英國成立350周年,其文即為《亨利.雅各和第一個公理會教會》;1973年是哈里斯逝世200周年,其文即為《哈里斯與復興》……        此種不斷回顧教會歷史上的偉人,及其思想、事蹟的模式,令人印象深刻。更發人深省的是,鍾馬田在1969年“清教徒論壇”提交的論文,題為《我們能從歷史領受教訓嗎?》,用意不言而喻──我們必須不斷回到清教徒的歷史中,“領受教訓”。        於是,我才猛然發現,感恩節不僅僅是感恩的好節期,我們更可以藉此回想17世紀20年代,乘坐五月花號抵達新大陸的那批天路客給我們的信仰承傳。 要追終慎遠        在感恩節為自己的生命感恩,這一點或許不難,但追終慎遠,卻是人常忽略的。神學家John Stonestreet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基督徒好像患了健忘症。換言之,我們一點不瞭解自己的歷史。”接著,他以自己的經歷,強調研讀教會歷史的重要性:        “在神學院……研讀教會史是我生命成長最重要的時光。基督教家庭和學校造就了我,只是以前我並不瞭解教會史──但學習教會史擺正且深化了我的信仰……《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11章給我們上了堂歷史課後,才在第12章告訴我們,要奔跑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的確,《希伯來書》第11章,相當於縮略版的“舊約時代屬靈偉人列傳”──不是發空論,而是以具體的歷史為根基,教導我們“信心”。         需指出的是,在新約聖經中,不單《希伯來書》一卷書為我們回顧了舊約時代歷史,如《使徒行傳》亦然──“大有信心、聖靈充滿”(參《徒》6:5)的司提 反,在公會上為自己申訴時,也為眾人回顧了亞伯拉罕、約瑟、摩西等舊約人物的歷史;保羅來到安提阿,也回顧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進迦南、設士師、立君王的 歷史,以“勸勉眾人”(參《徒》13:15)。         據Mark Driscoll牧師在《論舊約》(On the Old Testament)中統計,新約聖經中明確引用舊約聖經約有300處,而暗示部分更多達4000處。因此,若不研讀舊約,很難深入理解新約。而舊約中的 敘事部分,記載的就是猶太人的歷史。因此,對於新約時代的初期信徒而言,“閱讀、回想”舊約時代的歷史,有著至關重要的信仰意義。        對於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而言,“閱讀、回想”歷史,亦發揮著引人注目的作用。例如,舊約聖經中,上帝及摩西都不斷地提醒百姓,謹記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耶和華將 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例如,《出》29:46;《利》11:45;《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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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60年(一):神的帶領在哪裡?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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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16世的退位及教皇的歷史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賀宗寧            教皇(教宗)本篤16世於2013年2月28日辭去教皇之職,正式退位。這在西方國家引起不小的波瀾,因為教皇是終生制(上一次教皇退位是在1415年,距今近600年,是天主教內部鬥爭的結果)。 在天主教裡,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有權決定人靈魂的去處。天主教也稱耶穌的門徒彼得為第一任教皇。其實,這兩點都是有爭議的。            天主教根據的是新約聖經《馬太福音》16章的記載。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門),不能勝過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16:16-19)            對這段聖經,天主教的理解是:            1. 耶穌說教會要建立在彼得這磐石上(“彼得”的意思是“石頭”)。            2. 彼得有權力決定一個人是否能上天堂。            3. 教會歷史上,彼得是第一任羅馬主教,也就是第一任的教皇。            很不幸的,這3點解釋都是有問題的。            1. “彼得”這個名字,確是“石頭”的意思,但這是一個陽性的名詞,而接下來耶穌說的“磐石”,是陰性的名詞。所以,耶穌指的,應該不是彼得。            不少的解經家認為,耶穌所說的“磐石”,是指彼得說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太》16:16)。教會是建立於“耶穌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的真理上面。接受耶穌為基督,承認祂是上帝的獨生愛子,為世人的罪來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受死,這才是教會建立的磐石。           “基督”的意思,是“上帝所膏立的”,就是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賽亞。在猶太人習俗中,凡是君王或祭司都需要經過“膏立”。            2. 耶穌雖然在《馬太福音》19節說了“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好像是把人進天堂的權力交給了彼得(天主教甚至推演出,彼得的繼承人──所有的教皇,都有這樣的權力)。然而,就在《馬太福音》18章18節,他也對所有的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所以,明顯的,這個權力是給了所有的門徒,也就是整個的教會。            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教會若是能帶領人相信那建立教會的磐石真理,那信了的人就可以進天堂。不然,人就不能進入天堂。           3、教會歷史上,並沒有證據表示彼得是第一任羅馬主教。事實上,在第一世紀,教會根本沒有“主教”職位。在新約書信中,凡是提到教會領袖,用的都是複數。也就是說,教會在開始的時候,沒有教會是由一個“主教”來帶領的,而是好幾位領袖同工、一起帶領。            看教會歷史可知,彼得是在羅馬尼祿皇帝時被處死的。即使彼得是基督教教會的領袖,他也只是領袖之一。而那時的羅馬教會,也不在眾教會中最具影響力的。事實上,在彼得被殉道之後的主後70年,羅馬將軍提多攻破耶路撒冷、毀掉聖殿之前,耶路撒冷教會才是當時所有教會之首。那時,沒有所謂“教皇”這個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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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37:從“主教”到“教皇”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43期           論到早期教會的信仰生活,在當時羅馬帝國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 的。凡是不抹黑誣陷基督徒的人們,都承認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令人欽佩。例如第2世紀出名的醫學家加倫Galen說:雖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據是寓言故事,但是他 們的言行,有時與哲學家一樣真誠;他們不懼死亡,貞潔自守,崇尚道德,一點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學家之後。           教會是神子民的團體,是蒙召與世人 分別出來的聖約團體。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蕩度日的;但是悔改歸正加入教會,都深信神在基督裡已經洗淨他們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後,又再犯罪 跌倒了,特別是嚴重背道的罪,則應當如何處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時否認信仰或向羅馬神明燒香者,教會領袖應如何施行勸懲紀律呢?            認為應該嚴 格勸懲以潔淨教會者,如諾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後),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後),都因為一般教會採取較輕的勸懲措施,或容讓失節的主教繼續任職,而離開大公教會另立門 戶。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教會治理”的領袖職分與組織架構。 眾長老治理教會           教會在 第一世紀是採取“眾長老治會”。教會的領袖被稱為“長老elders”。新約聖經說到教會中的治理者,有“長老”,“監督”,“牧師”等不同的名稱,然而 這些名稱都是指同一個職分“長老”。這些名稱在聖經裡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長老”來 治理,在舊約裡就已經清楚記載。當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脫離埃及的奴役時,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 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顯現……’”(《出》3:16)。在摩西時代,“長老”是神子民的領袖與立約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師時代,王國時代,以及被擄時期,“長老”都是民中領袖(《士》8:14;《撒上》16:4;《王 下》19:2;《結》8:1,14:1,20:1-2;《拉》5:5、9,6:7-8、14)。兩約之間猶太子民的歷史,也清楚見證:會堂是由“長老”治 理的。            當主基督第一次來臨時,福音書多次記載“長老”與“管會堂的”。雖然猶太人領袖在當時是如此腐敗背道,但是他們仍然不敢廢除聖經的 “長老治會”制度。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時期,神子民團體的治理架構是一致的。新約中的使徒們,選立教會中的長老們,乃是根據舊約與福音書的背景。使徒並未 創新更改從舊約已有的“長老治會”,乃是承繼遵照聖經一貫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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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6:至死忠心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2期         在主後第二世紀初期,基督教會在羅馬帝國境內如雨後春筍般增長擴張。皇帝特拉建 (Trajan)任內(主後98-117年),雖然帝國繼續逼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數目有增無減。地方官員處理審訊控告基督徒的案件,日益增多,達到非 常棘手的地步。這從庇推尼省的狀況,可以得知。 庇推尼省 庇推尼省位于小亞細亞(今日的土耳其)的西北部,南邊是亞西亞省,東邊是本都與加拉太省,北臨黑海。教會歷史中著名的大公會議地點,如尼西亞與迦克敦,都在庇推尼省。         使徒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曾想從弗呂家與加拉太一帶,沿西北方進入庇推尼省傳福音,但是聖靈引導他們直接向西進到歐洲,至馬其頓(《徒》 16:6-10)。福音如何傳入庇推尼省,雖然細節不詳,但是到了六○年代左右,當地的基督教會已經成長茁壯,面臨逼迫。因此使徒彼得寫《彼得前書》時, 特別提到在庇推尼的基督徒(《彼前》1:1)。         普立尼(Pliny the Younger)于主後112年出任庇推尼省的總督。他也是出名的作家,留下《普立尼書信集》傳世。他曾多次上書皇帝特拉建請益,請其裁決難處理之政務。 普立尼發現基督徒在庇推尼省的人數愈來愈多。身為總督,主宰其境內居民的生殺大權,只有羅馬公民才有上訴皇帝的權利。 普立尼書信         普立尼在其任內初期,處死了數位基督徒,因他們拒絕離棄基督信仰。後來他發現庇推尼省有為數眾多的基督徒,處死他們也不是辦法。于是他決定上書皇帝,請特拉建裁決如何處理。在《普立尼書信集》第十卷中,收集了普立尼與特拉建的書信往返,其中有些片段摘錄如下。 *普立尼上書特拉建: “有人被控告為基督徒,解到我這裡時,以下是目前我的作法。我問被告,叫他們自己回答說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們說“是”,我就再問他們第二次,第三次,警告他們刑罰為何;如果他們仍執迷不悟,我就下令將他們交付行刑處死……         後來,有匿名信呈到我眼前,這黑名單上有許多人名。其中有些人否認他們是或曾經是基督徒;我就吩咐他們照我所指示的,呼求神明,向您的像燒香獻酒(我將您的像與其他神明偶像並列,我刻意下令將神像擺設在此);他們也咒詛基督;並且我得知真基督徒是不可能作出這些事的。        另一些人……說他們曾是基督徒,但是已經放棄了信仰……他們說:當我公佈禁止私人集會(根據您的指示)之後,他們就放棄了。所以,我覺得這必須更進一步嚴加 審訊事情真相,就吩咐嚴刑逼供兩位女僕,她們被稱為“執事”;然而,我所找到的,不過是全然失控的扭曲迷信,僅此而已。         為要向您報告請示裁決,因此,我就延緩更進一步的調查。據我看來,此案件應該諮商,特別因為被告的人數。因為每一年齡、每一階層,不分男女,都有許多人被控告,人數繼續在增加中。此具傳染性的迷信,不只是在城市蔓延,鄉下農村也是如此……” *特拉建回覆普立尼: “…… 關于那些被控告為基督徒,在你面前受審的人,你所依循的程序是正確的。的確,無法定下判案的總原則,無從立定一套固定條例來審理他們。不可搜獵他們;如果 他們被控告與定罪,一定要處罰,但是任何人若否認他是基督徒,又藉著呼求我們的神明提供實際證據,則不論過去有任何值得懷疑的根據,藉此否認就可贏得赦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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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4:方興未艾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主後70年,耶路撒冷在羅馬將軍提多圍攻之下終于失陷。聖殿被毀之後,雖然 大勢已去,奮銳黨人卻繼續零星抵抗。奮銳黨人最後集結在死海西岸的瑪撒大堡,寧死不屈。直到73年4月15日,他們960人集体自殺,才正式結束“猶太人 叛變”之戰。根據猶太史家約瑟夫的記載,整個戰爭(66-73年)猶太人被殺超過百萬人,被俘虜者約十萬人。 猶太教的重整            聖殿被毀之後,整個以聖殿為中心的獻祭制度,也隨之瓦解。撒督該人的祭司家族煙消雲散;猶太人最高權力所在的公會,也中輟停擺。猶太教重整重建的重任,就落 在民間的法利賽人身上。他們集結在猶太山地西部的城鎮詹尼亞(Jamnia),以此為總部,重組新的公會,作為日後發展的領導中心。當然此公會不再有大祭 司與祭司長,乃是由拉比們組成。當時的主要領袖是撒卡的兒子約哈難(Yohanan the son of Zakkai)。              約哈難是法 利賽人希列學派的拉比,希列學派(與沙麥學派對立)的特徵是自由寬鬆解釋律法。根據猶太拉比傳統,約哈難是耶路撒冷遭圍攻時,藏在棺材中逃出聖城,被領到 羅馬將軍維斯帕先(Vespasian)面前。他與猶太史家約瑟夫一樣,認為維氏將是天下之主,預言維氏會成為羅馬皇帝,也預言耶路撒冷被毀。在愛國的猶 太人眼中,約瑟夫是叛徒(因投靠羅馬敵營),而約哈難仍是受人尊敬的拉比。            約哈難在浩劫結束之後,得到提多將軍的默許,在詹尼亞重整旗 鼓,重組“公會”。猶太地已變成羅馬行省,猶太人公會也不再享有先前自治的權利。既然聖殿與獻祭制度已不復存在,猶太教信仰生活重心,已經轉移至各地的 “會堂”。新的“公會”延續猶太人的民族意識,仍是猶太人的最高權力中心。各地的“會堂”順服“公會”的領導,以維繫猶太教的大一統。 猶太教驅逐基督徒            猶太教在各地愈來愈感受到基督教會所帶來的威脅,特別是不滿猶太人基督徒出入會堂,要與之劃清界限。約主後90年時,“公會”已經有效的將基督徒逐出會堂。 當時“公會”的議員小撒母耳(Samuel the Less)改編“會堂每日頌讚禱文”,內容加入對這些人的咒詛。在埃及開羅所發現的“會堂祈禱書”(約主後90年代),其中如此說:“對于叛教者,讓他們 沒有任何盼望;求主在我們的日子拔除驕傲的國度;讓拿撒勒派與異端,瞬間湮滅;讓他們從生命冊上除名,不在義人的會中。使驕傲者降卑的主阿,你是應當稱頌 的。”文中的“拿撒勒派”是指基督徒,“異端”是指其他不為“公會”認可的教派。            此修訂的禱文是由“公會”所授權,要各地的“會堂”採用 的。當會堂每次聚會時,都要誦讀此禱文;而猶太人基督徒參與誦讀禱文,至此必是靜默不言,就被認出是基督徒而被逐出會堂。“猶太教正統”的發展,是在主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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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3:聖地浩劫

呂沛淵       主的兄弟雅各于主後62年殉道之後,巴勒斯坦的局勢愈來愈動蕩不安,直到66年猶太人叛變,引發聖地浩劫。根據優西比烏的《教會歷史》記載,在62至66年間,耶路撒冷教會得到啟示,知道浩劫將至,就帶領信徒離開將亡的聖城,逃難至約但河東的帕拉(Pella)。 離開耶路撒冷         帕拉是約但河外低加波利(十邑)的城市之一。到了第二世紀時,此地有位出名的護教士Ariston of Pella。優西比烏很可能是根據他的著作獲得史料。猶太史家約瑟夫的記載:在帕拉與當地其他外邦城市,都發生猶太人與外邦人的衝突。可見,當時基督徒避 難至約但河外人口較少地區,這是事實。聖地遭浩劫,教會逃難到山區曠野,也正是聖經早就預言的(《太》24:15-16;《可》13:14;《啟》 12:14)。         當然,也有許多基督徒離開耶路撒冷,留在猶太地。另有些猶太信徒避難至埃及。埃及與約但河外後來成為“以便尼派 (Ebionite)”的兩大中心。以便尼派是一猶太人信徒團体,以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等)混合基督教信仰,否認基督的永恒神性,是異端信仰。他們延續至 第七世紀回教興起時,就消失無蹤了。 遷徙至亞西亞省          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也有些移民至小亞細亞的亞西亞省,其中不乏 當時的知名之士。後來,亞西亞的基督徒,引以為榮的指出這些聖徒的墳墓所在。優西比烏記載:使徒約翰的墳墓被指出是在以弗所。明顯的,這些遷徙至外邦城市 的猶太基督徒,看到當地信徒生活的鬆散放蕩,必定加以規勸指正。約翰寫作《啟示錄》給亞西亞的七教會,指出尼哥拉一黨與其他人的惡行,正是對教會及時的諄 諄告誡。         另外,“傳福音的腓利”及其女兒(《徒》21:8-9)的墳墓,是在弗呂家的希拉波立。腓利原來住在該撒利亞,顯然該撒利亞的信徒團体與腓利一同遷徙至亞西亞省。因為該撒利亞的動亂,使得基督徒無法安居。 該撒利亞的變局         使徒保羅在該撒利亞坐監兩年(主後58-60)時,對于當時該城中猶太人與外邦人所起的衝突,必定知曉。該撒利亞是外邦人的城市,但是因為希律王是創立此城 的人,所以給予猶太人特別的權利。因著這些特權之爭帶來暴亂,當時巡撫腓力斯必須帶兵介入平亂,結果不利猶太人。情事繼續惡化,腓力斯只有將雙方代表送至 羅馬,請尼祿皇帝裁決。尼祿的裁決,偏向外邦人,不給予猶太人再有特權的機會。此後,外邦人有恃無恐,尋找各樣機會對付猶太人。         尼祿的裁決,顯示羅馬帝國先前對猶太人的寬待政策,已經轉變。主後65年弗勒瑞(Gessius Florus)繼任羅馬巡撫,駐節該撒利亞。此人貪得無厭,收賄行事眾所周知。猶太史家約瑟夫記載:有一次外邦人公然挑釁侮辱猶太會堂,猶太人上訴弗氏, 獻金八個他連得銀子,請弗氏伸張正義。弗氏收了獻金,但是對猶太人的訴求,置之不理。總之,該撒利亞的連串事件,乃是猶太人後來叛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猶太人叛變         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對羅馬的統治愈來愈感到不滿,憎恨之心與日俱增。巡撫弗勒瑞實在是罪魁禍首。他不顧怨聲載道的猶太民情,竟然強行掠劫聖殿府庫,收刮十 七他連得銀子,美其名為帝國所用。于是猶太人起而抵抗,暴動示威。弗氏採高壓手段對付,不分青紅皂白逮捕民眾領袖,處以十字架極刑。百姓熱血沸騰,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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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清教徒運動及其影響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18期         在基督教的發展史中,清教徒運動是一筆重要的歷史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與繼承。清 教徒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三百多年了,但這一運動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影響至深,並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現在,當人類已經被時代趨勢推向後現代 階段,社會的形態、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巨大變革的時候,追溯清教徒當年的清正與熱忱,也許恰是我們今天諸多問題的一副解毒劑。 清教徒運動始末         正如錯綜複雜的歷史,起初似乎雜亂無章,而過後回溯卻發現,一切跡象都朝著歷史的走向發展一樣,清教徒運動,也是在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醞釀與形成的一股時代潮流。         如果說印刷術的通行,英語聖經的出版,為清教徒運動提供了客觀條件,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宗教改革思想,為清教徒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那麼,亨利八世因私人離婚要求被拒而與羅馬教廷決裂、開啟了英國宗教改革,則為清教徒運動揭開序幕。         在十六世紀出現宗教改革以前,羅馬天主教會嚴格控制著對聖經的詮釋權。古老的拉丁文是教堂做禮拜與誦讀聖經的唯一語言,民眾只能仰仗主教和教士的鼻息過宗教 生活。1524年,丁道爾把新約聖經翻譯成英文,打破了天主教會對聖經的壟斷。丁道爾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位清教徒(Puritan)。         當普通人可以閱讀新約聖經之後,人們對照聖經的話語,發現了教宗和主教的佈道,同耶穌基督原來的聖訓大不相同,且教宗的權威與宗教儀式的繁複,沒有聖經根 據。于是,一批教徒起來倡導教會改革,要求淨化(Purify)教會。他們對教會抱有一種清肅之志願,故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s)。         英王亨利八世之後,瑪麗女王當權。她極力推動英國回歸天主教,並大肆殺戮宗教改革者,在歷史上留下了“血腥瑪麗”之名。大批宗教改革領袖逃亡至歐洲大陸,因而有機會與加爾文及其他歐洲之宗教改革領袖接觸。         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後,這些具有加爾文思想的流亡者重返英國,開始了清教徒的運動。他們主張合乎聖經的敬拜,力求教會的純潔,重視敬虔生活,反對沒有聖經依據的宗教儀式。         在教會的機構組成上,他們持加爾文的觀點,“教會乃由一切上帝所揀選的人所組成”。所有屬靈的職份都是平等的。         伊莉莎白女王提出了教會統一條例,即英國只能有一個教會——聖公會,清教徒亦只能在此教會內活動。這招致抱有宗教改革願望的清教徒不滿。而伊莉莎白所規定的 聖禮儀式及教士袍服等事項,也引起了清教徒的激烈反對。1563年,清教徒力圖藉英國教會的立法機關,來通過改革計劃。但在二百多人投票決定中,清教徒以 一票之差失敗了。         這期間,清教徒之中也產生了分裂,一部分主張留在聖公會內,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改革;另一部分則持激進態度,要求立即建立一個合乎聖經真理的教會,這些人被稱為分離派。其後由此產生了新教的一些宗派,如浸信會、長老會、公理會等。          伊莉莎白以高壓手段,禁止脫離聖公會的清教徒進行活動。1593年,國會通過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經查出,立即驅除出境。大批清教徒再度流亡歐洲大陸。他們在宗教環境較為寬鬆的荷蘭立足,並且發展迅速。         1603年詹姆斯一世繼位,清教徒向他呈上訴求,希望改革教會。但翌年召開的聖公會與清教徒會議,除了准許新譯聖經外,其它改革條款全部拒絕。清教徒的政治生涯不斷受挫,任何抗議都被否決,被英國歷任的君王迫害約一個世紀之久。         清教徒在長期的壓制下,看到改革無望,另謀出路。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船駛向美洲,前往新大陸尋找宗教生活的自由。十七世紀後,英國的清教徒運動漸趨衰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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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教會史話12:火煉真金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18期        關于耶路撒冷教會,在主後49-50年“耶路撒冷會議”(記載于《使徒 行傳》15章)之後的發展情形,聖經並無詳細記錄。主的兄弟雅各是主要的使徒,繼續領導當地的教會。雖然他在“耶路撒冷會議”最後發言定案,“外邦人得救 不需遵行舊約律法條例”,然而他身為猶太人,繼續遵行律法,過禁慾的生活,得眾民的喜愛與尊敬,被人尊稱為“義者雅各”。特別在信主的猶太人中,對律法熱 心的有成千上萬,雅各是他們的當然領袖。主的兄弟雅各        雅各的事奉對象與事工處境,可從其著作即新約《雅各書》中,看出 特色。《雅各書》是承接舊約先知書的信息,類同“登山寶訓”的筆調,指明神子民的生活見證。書中斥責聽道不行道、以貌待人、有信心無行為、倚靠自己誇口的 人,更是警誡壓榨貧窮人的富人。《雅各書》充滿了實際生活的教訓,教導讀者如何面對試煉、得勝試探;講明真實的“義”,控制舌頭,真實的智慧。書中提到這些信奉“榮耀的主耶穌基督”的讀者,是參加“會堂”的聚會,有其猶太背景(《雅》2:1-2)。         雅各特別堅持“真實的信心必定結出行為的 果子”,他引用了“亞伯拉罕獻以撒”與“喇合接待探子”為例,說明真信心必定是藉行為顯明出來。奇妙的是,《希伯來書》11:17,31也引用這兩個例 子,說他們是“因著信”而如此行。保羅在《加拉太書》5:6說,“唯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可見,雅各與保羅所教導的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都是 被聖靈感動,寫出神的話。 保羅與雅各        保羅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是“單單因信基督稱義,不靠行為”。此消息傳到耶路撒 冷,遭到“律法主義者”的誣陷,說“不靠行為得救,不就是作惡以成善嗎?”。所以,保羅在《羅馬書》中回答說:“這是毀謗我們的人現在說的,並且也有人現 在認為我們有這話”(《羅》3:8,原文直譯)。保羅寫此書時,是主後57年左右,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將近尾聲,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可見當時在巴勒斯坦的 “割禮派”猶太信徒,仍在謠傳詆毀保羅所傳的福音。         所以,不久之後,保羅帶捐款奉獻抵達耶路撒冷,面見雅各與眾長老述說宣教見證後,他們 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 遵行規條。眾人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徒》21:20-22)。為了讓眾人知道這些謠言是無中生有,他們就規勸保羅赴聖殿行潔淨禮。保羅懷著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林前》9:20)的心,就照辦了。         不料,保羅的聖殿之行,因人造謠他帶外邦人進殿,引起了全城暴亂。後來,羅馬駐軍千夫長逮捕保羅,將他解送至該撒利亞,交給羅馬巡撫腓力斯。腓力斯雖知保羅無罪,為要討好猶太人,就將他拘留在監。兩年後腓力斯 下任,由非斯都接任。由于保羅上訴羅馬皇帝,就被解送羅馬,約于主後60年抵達。保羅在該撒利亞作監兩年期間,耶路撒冷教會相安無事。一般民眾稱教會為 “拿撒勒教派”,視之為可和平共存的猶太人團体。 雅各殉道         但是好景不常,當主後62年巡撫非斯都死于任內,阿比那斯 (Albinus)被任命為猶太巡撫。在他赴巴勒斯坦到任之前,有三個月空檔。大祭司亞拿二世(Ann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