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宣教士

亦文         說到赴華宣教士，大多數人都會想 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約翰福音》3章16節被視作整本聖經的總結一樣，馬禮遜作為首位赴華宣教士、戴德生作為中國內地會創始人，兩位先賢幾乎成了整部在 華宣教史的“形象代言人”。         很多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會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進入中國，含恨在廣州某一離島逝世。同年，利瑪竇在義大利出生。兩人雖未謀面，後者卻繼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進入中國，並撒下了福音的種子。        然而，很少有人會細究，馬禮遜於1834年在廣州夷館去世，戴德生於1832年在英國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之間的數十年歲月中發生過什麼事，湧現過什麼人。         近年來，因瓦萊利亞‧格裡菲斯師母（Valerie Griffiths，註1）的研究，和戴紹曾牧師與張陳一萍師母的考證，紛紜模糊的往事逐漸重現在我們眼前——填補馬禮遜和戴德生之間那段歷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瑪利亞（註2）的女子。 創辦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廣州、澳門兩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馬禮遜，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職。在英期間，他大力推廣對華宣教的異象。但因為他的很多想法過於前瞻性，英國教會的反應並不強烈。         他在英國述職的短短兩年期間，他創辦了一項在當時看來微不足道的事工，卻給後來的中國教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為有志到中國宣教的青年男女，開辦了兩個中 文班。男子班設在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總部，由4名受過神學培訓的准宣教士組成。其中的3名，施約翰（John Smith，註3）、湯雅各（Jacob Tomlin，註4）和台約爾（Samuel Dyer，註5），後都加入倫敦會，投入新馬兩地的華人宣教事工（註6）。        女子班則設在馬禮遜家中，學生是3位名不經傳的普通女子：譚瑪莉（Maria Tarn）、紐薇爾（Maria Newell）和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瑪利亞中的3位。 也就是說，20年內，7名學生中的6名，都成為了赴華宣教士。 […]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趙曉陽             中華學生立志傳道團（The Chines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the Ministry，以下簡稱“傳道團”）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上，唯一產生於學生界和知識分子界，面向學生和知識分子佈道，以喚起一般基督徒學生的熱情，立志 終身傳道，為教會工作的佈道團體。她是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美國學生海外傳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的直接影響而產生的。其中最著名的遊行佈道師，就是被譽為“中國的穆迪”（註1）的丁立美（1871-1936）。         丁立美是清末民初最傑出的基督教奮興佈道家，極擅長口頭佈道，講演充滿說服力，足跡遍佈中國大地。他出生於山東膠州大辛瞳村，父親丁啟堂是當地最早接受基督教 並受洗的人。丁立美與弟弟丁立介（1877-1954）均為牧師，都是著名傳教士郭顯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的得意弟子。         丁立美13歲到登州（今蓬萊），進入美國長老會牧師狄考文（Carvin Mateer，1836-1908）創辦的文會館（The Tengchow College）附屬中學學習，1892年畢業。先任濰縣老會視學，1894年任母校物理教師。1896年入教士館，為義務傳道學生。1898年畢業，並 按立為牧師，他四處遊行佈道。         1900年，丁立美在萊州（今掖縣）傳道，被義和團襲擊杖打，並關進牢獄，經狄考文和文會館的第二任校長赫士（Watson M. Hayes，1857-1944）到山東向巡撫袁世凱說情，方得開釋。        1907 年在上海召開了來華傳教百年紀念大會，特別決議將青年學生的傳教事業委託給基督教青年會，希望在短時間內，能夠贏得被稱為“不可攻破的要塞”──中國學生 […]

亦文 本文原刊於《舉目》43期          我和Cyril同屬一個大教會，紐西蘭的Northcote浸信會。在慶祝教會的英語大堂成立45周年的聯合聚會上，Cyril對我說起一件事：“剛才和管檔案的執事聊天時知道， 當年建立我們這個教會的Thompson夫婦，到中國當過宣教士。而我們現在又有華人團契……這些事連在一起滿有意思的，也許你有興趣研究一下。”           Cyril的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幅時空交錯的圖畫，豈止是一般的“有意思”？但是在跳進故紙堆之前，先要確定一件事：“你知道Thompson夫婦屬於哪個差會？”            因過去一鱗半爪的閱讀，我大約記得，紐西蘭南島的長老會，因為與淘金華工的關係，主要在中國南部廣州一帶宣教。而聖公會下屬的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主要在北京和杭州一帶工作。至於在其他地區宣教的紐西蘭人，多半屬於國際性的宣教組織──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yril一時無法確定，但他知道哪裡可以獲得答案：“Thompson的兒子寫過一篇紀念父母的文章，我回去找找。”           Cyril說到做到，兩天後，我在信箱裡收到了一篇英文短文，迫不及待地打開──“約瑟．湯普森夫婦（Mr.& Mrs. Joe Thompson），中國內地會（CIM）”。           馬上寫郵件給太平洋彼岸的望華姐，因為CIM宣教士名冊保存在香港OMF辦公室（CIM在1950年代改名OMF，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望華姐就在這個福音機構工作。“能幫忙查找Joe Thompson夫婦，這兩位宣教士的中文姓名嗎？”           幾天後，答案收到：“唐震聲和丁裕儉”，以及，“Thompson夫人的閨名是撒拉．哈德斯提（Sarah Hardisty）”。兩人抵華的時間，分別是1912年11月27日，和1912年10月26日（註1）。這符合當時中國內地會的常例，男女宣教士通常 分成兩隊，搭乘不同的船期。 揚帆出海           注視著電腦上“唐震聲”、“丁裕儉”，這六個從語文到涵義都非常中國化的漢字，縈繞我心頭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遠在南太平洋一隅的兩位紐西蘭青年，怎麼會突發奇想，前往遙遠而陌生的中國宣教？ […]

魏外揚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 為他在華五十七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于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于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 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于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 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 （Swansea），才八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十八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 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 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 是位于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 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 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于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 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四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 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 來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 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于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 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

小羊 本文原刊於《舉目》19期       前言：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在台灣的基督徒中，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姐姐”（或“蘇大姐”）的。她，就是來自“白雲故鄉”紐西蘭的蘇美恩傳教士。她在台灣傳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紐西蘭照顧年邁的父母。 初識蘇姐姐 我移民紐西蘭後，一次，為了訂閱下一年的《海外校園》，我寄了張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處。幾天後，有人打電話來，正好是媽媽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時，沒有加任何註明，所以代理處特地打長途電話來確認。         造成別人如此困擾，我心中十分歉疚。我問媽媽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媽媽回想了一下，說：“是個華人姐妹，大概是從馬來西亞來的移民吧。”         過了不久，為了索閱《海外校園》雜誌社的“學人培訓材料”，又要與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訴我，下個周末她會住在奧克蘭的友人家，可以當面把培訓材料給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為我施洗的Ｈ牧師夫婦。于是那個周末的黃昏，我熟門熟路地走進Ｈ牧師家。看到和Ｈ夫婦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頭髮銀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訴 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從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並不知道她就是受人愛戴的“蘇姐姐”。大概半年多後，我所在的教會舉辦退修會，請蘇姐姐做講員，那時，我才知道她還有個中文名字“蘇美恩”。         一位台灣弟兄就告訴我，人們不分輩份，都叫她“蘇姐姐”。他爸爸叫Anne“蘇姐姐”，到了他這一輩，仍然管她叫“蘇姐姐”。甚至有人以為，身為紐西蘭代理人的蘇姐姐，是《海外校園》蘇文峰牧師的親姐姐。         一連幾天的退修會，Anne都用中文為我們講道，而且她一眼就認出了我。那時，我剛寫完碩士論文，準備回國。與我同桌就餐時，Anne問起我的論文，又問我 有沒有去過基督城，我說沒有。沒想到，Anne向我發出了邀請：“你回國之前，如果時間允許，到基督城來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還不太忙。”         我當時有點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園城市”，與但尼丁齊名。我當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課堂上，看過一部基督城光頭黨種族主義的紀錄片。雖然沒有攻擊華人的鏡頭，但作為新移民的我，卻對基督城產生了又畏懼又厭惡的心理。         當我聽到Anne的邀請，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先遲疑地找了個托詞：“讓我回去看看有沒有錢買機票，再寫email給您吧！” Anne仿佛看見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別的話題。         從奧克蘭去基督城的來回機票很便宜，實在不能成為藉口。從退修會回家後，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頭。在發給Anne的email裡，我附上論文中的一章，專門提到我的“基城情結”。不過像這樣又長又枯燥的學術論文，我想Anne多半沒時間細看。 終入基督城 飛機降落在基督城，老遠就能看見Anne等待的身影。“前兩天一直小雨不斷，我還在擔心你來時沒有好天氣。誰想今天的陽光這麼好！”Anne臉上的笑容，抵過任何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條小河邊，一幢典型的紐西蘭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內的陳設樸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說：“原來你不喜歡到基督城來，是有原因的。”         啊，Anne 一定看過我的論文了。我又尷尬，又感動，又有點委屈，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為什麼會邀請我去基督城。那時我只是《海外校園》的一個普 […]

路聲 本文原刊於《舉目》17期         兩年多前，我在中國貴州的山區，見到了被當地官員稱之為“洋雷鋒”的美國宣教士Jeff和他的全家。我被那十口之家的簡樸生活，以及他們對中國百姓深深的愛、對傳福音的熱誠所震撼。我因而在《舉目》雜誌第二期上，撰寫了《山區裡的“姐夫”》一文。         不久前，我又收到了Jeff轉來的電子郵件，那是他九歲大的女兒哈拿，寫的一篇日記。讀完，我發現眼角已經濕潤，心頭再次湧起那份激動：中國，我的母親之 土，在你上面生活著無數百姓。雖然每天發生著傷心、失落、無奈和遺棄，但同樣有許多的包紮、醫治和大愛。這正是上帝深愛這片土地和百姓的明證，也是基督徒 的美好見證！         今將小哈拿的日記譯成中文如下：         2002年6月6日晚9:30分 中國貴州小山村         和往常一樣，我們一家又度過了平凡的一天。但晚上爸爸回家時，赫然發現家門口躺著一個嬰孩！         爸爸大吃一驚。他在抱起嬰孩之前四下張望，但周圍空無一人！他將嬰孩抱到室內，交給媽媽，于是媽媽開始擦洗這個滿身泥巴的嬰兒。          爸爸打電話，向這一地區的派出所報告。電話那端是值班公安懶洋洋的聲音，問爸爸能否至少讓嬰兒待到明天早上，他們再設法處理。         第二天，爸爸和他們一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終于設法聯絡上相關的人，將嬰兒送去當地的孤兒院。折騰半天，嬰兒到達孤兒院，已是大約下午時分了。         爸爸不放心之下，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讓那嬰兒落腳在他一位很可靠的朋友那裡──那是爸爸任教的那所中學的教務主任的家。        謝謝天父，一切總算塵埃落地了！爸爸給那個女嬰取名叫做“愛疼”，因為神最“愛疼”這個棄嬰！         今天的日記就到此為止，我要睡覺了。 日記下面是Jeff的附註：         一袋奶粉，一個奶瓶，幾件嬰兒的衣服，也一同放在這個棄嬰的身旁，連同一張小紙條，上面注明她的出生日期，以及幾行仔細分辨，才能看清的字──估計是被淚水模糊的，說明她的生身父母實在無力扶養她，只好把她放在這個“洋雷鋒”的家門口。那時“愛疼”大約剛出生兩個星期。        我記得在九個月之前，我們同樣也在這裡迎接了另外一個棄嬰。我們收養了她，那是我們的第九個孩子了──正在我們的小提摩太出生不久！         我們這次給這個女嬰取名“愛疼”。雖然我們無力再親自扶養她，我們只有在禱告中將她一遍遍地交托給最疼愛她的天父。但做為基督徒，我們深深相信，在她還在母腹中時，天父就已經認識她並疼愛她了。 作者來自上海，現為“播種者國際協會”中國事工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