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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世俗化對教會的挑戰(陳宗清)

陳宗清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2011年1月,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退休教授馬丁(David Martin)在新書《基督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中指出,目前分析基督教的情形,“世俗化”是最重要的課題。2008年福音派神學家卡森(D. A. Carson)在《重探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一書中也強調,基督教必須首先面對“世俗主義”或“世俗化”。無論歐洲還是北美,基督信仰在20世紀的公眾文化中大為褪色,對於普羅 大眾的影響愈來愈小。 在經過多次宗教戰爭之後,歐洲的社會制度不再由教會主宰,改以“自然法”、“自然道德”和“自然宗教”來支配。(編註)這就是世俗主義,即 “結合相對主義和進化的樂觀主義所揉和而成的各種自然主義”。 美國則在“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輿論基本上倒向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因此“世俗化”的情形也無法避免,大眾文化逐漸與基督教疏離。 “世俗主義”與”世俗化”二詞的重點不同。前者是指肯定各種偏離傳統的現代價值觀,以其為正確的方向;後者則只是描述偏離與轉向的現象,卻未作價值評論。 本文旨在探討,在世俗化的大環境裡,神學如何受其影響;同時,華人教會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會怎樣受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實用主義或享樂主義的侵蝕,而走上偏離聖經的正途。 一、世俗化帶來屬靈的荊棘 蕭弟兄是某大公司資深主任,思想敏捷,做事積極奮進,誠懇負責。1992年年底,他在佛州受洗成為基督徒,可是世界觀卻沒有明顯的改變,認為以自己的勤勉努力就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與前景。2003年他考量在中國可以享受更舒適的生活──較輕的工作壓力,較佳的股票選項和創業的可能──毅然舉家從美國搬到中國 深圳。然而返國之後,他的美夢破滅,整個人消瘦10多磅。於是,他迫切尋求神的引領,開始學習把生命的主權交在主手中。2006年他們全家再度回美國,在德州一間華人教會靈性獲得更新,價值觀重新確立。 蕭弟兄的信心曾像主耶穌在撒種的比喻中的第三種田地,佈滿了荊棘,嫩麥一長出來就被荊棘擠住,無法正常成長。當今不少教會的信徒正面臨此一危機,荊棘即是來自世界的誘惑。 物質主義的迷惑 在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文革的浩劫不僅讓他們對政治運動的無情殘酷感到心寒,也令他們對於在貧困中掙紮心生懼怕,因此,當他們有機會可以積攢財富時,便容易落入金錢的陷阱,無法自拔。 邵弟兄提到自己的經驗時說:“我們搬到新地方的頭一天,就有兩位教會弟兄來探訪,而他們竟然都開著賓士豪華車。我內心想,這是什麼樣的社區啊!”如此看來,基督徒不但在工作上有和同事競爭的壓力,在教會中也有與信徒彼此攀比的問題。如此,要脫離物質的捆綁實在不容易。 毋庸諱言,大多數弟兄姊妹在面臨“什一奉獻”時,都覺得十分為難。魯弟兄表示:“學生時代收入很少,自己都不夠用,怎麼能奉獻?工作之後,領了薪水一計算, 什一的數目實在不少,怎能捨得捐出去?”來自東北的李弟兄,習慣談笑風生,他說:“當窮留學生時,雖然是山溝裡飛出的金鳳凰,但生活相當緊,還必須照顧家 裡的鄉親。等到工作賺了錢,孩子的開銷也不少,上大學的費用更可觀。所以,什一奉獻常是過不去的門檻。”奉獻常是基督徒生命的試金石,也披露物質對人性巨 大的轄制。 實用主義的潮流 中年中國知識分子在成長的歲月中,無論是作紅小兵、紅衛兵,還是入黨,都是因有“好行為”。他們在實踐中體會到什麼是對與錯,習慣“實用”的思想;“有用與否”成了行為取捨的標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流行的口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所謂的實踐即是指“社會實踐”,因此,在大陸上掀起社會主義新建設的發展,進而為鄧小平的 “貓論”開出坦途。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用四川的諺語強調務實的重要,說:“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的觀念指導了過去30年中 國經濟的起飛與壯大。 這種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無形的影響,使他們逐漸拋棄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向追求滿足自我的實用道路。即使信主之後,依舊會受實用主義支配,總是想:“信仰可以帶給我什麼利益或祝福”,而不是“我要為信仰付上什麼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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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我們未來的挑戰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命運多舛。從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溫教的曇花一現, 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初有成效,爾後卻又因“禮儀之爭”而難產;再逢馬禮遜以執著敲開了“磐石”的大門,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戰爭,而使基督教來華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國對基督教思想的錯誤移植,義和團運動的戕害,加之啟蒙以降國人對西方的誤讀,“非基運動”的衝擊,乃至建國後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簽,遭致批鬥——“侵華工具”、“精神鴉片”、“意識滲透”等等。           斗轉星移,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國人再一次“睜眼看世界”,加之國家政策的調整,學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發回歸,以及海外資源以不同方式的湧入,福音似乎在華大有“顯學”之勢。           但果真如此嗎?           在新世紀為我們洞開之際,基督信仰該如何在中華大地上,開拓和發展一條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評的那樣,只知沿襲歷史,步西方後塵,邯鄲學步,拾人餘 唾?還是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噤若寒蟬,做“該撒”的“傳聲筒”,卻得意洋洋地為自己辯護“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還是在曠野中衝出一條 道路,雖然前途漫漫,卻堅信有沙漠中開江河的奇蹟發生?           依我個人看來,中國人未來的20-30年所面臨的神學挑戰是艱巨的。那將是莊稼收割的時節,重任可想而知。作為中國的年輕一代學人,如果看不到這樣的異象,不為未來做好預備,則一切都將成為紙上空談。有以下諸方面,值得我們深思: 一、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           當下意識形態的鬆動,國際輿論的監督和呼籲,為基督教神學的展開,創造了一個相對寬舒的外部環境。但如何既消除當局“臥榻之側”的誤識,又表達基督教從上而來的啟示、以及由此而開展的倫理訴求,是基督教神學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就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盡棄。 二、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           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放眼大陸學界與民間,品三國,說紅樓,論老莊,議孔孟,倡漢唐,無不轟轟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價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義的復甦和意氣用事,卻不可提倡。那種道德上的自義和批判上的頤指氣使,恐怕也是基督學人必須正視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中,找到可借鑒的東西。 三、神學處境化           神學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殼”,來承載基督教神學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華 神學”(梁燕城博士語)、“漢語神學”(何光滬、劉小楓為代表),還是借鑒近鄰韓國、印度和東南亞鄰邦的“民眾神學”、“賤民神學”和“草根神學”?這不 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社會學上的問題,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實踐。 四、學人的批評和擔當            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這張“皮”,成為其上的“毛”,並恪守古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自己辯護呢?還是成為暗夜中精神家園的守護人?是為了職稱、工資、房子而打拼,還是去負那沉重的“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