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好文:疫情下服事的挑戰和機遇(蘇文隆)2020.3.30
這次疫情波及之廣、影響之大,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它所帶來的痛苦,也是我們未曾體會過的。希望我們不要再這樣繼續下去,要回到神的面前。 […]
這次疫情波及之廣、影響之大,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它所帶來的痛苦,也是我們未曾體會過的。希望我們不要再這樣繼續下去,要回到神的面前。 […]
陳宗清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2011年1月,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退休教授馬丁(David Martin)在新書《基督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中指出,目前分析基督教的情形,“世俗化”是最重要的課題。2008年福音派神學家卡森(D. A. Carson)在《重探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一書中也強調,基督教必須首先面對“世俗主義”或“世俗化”。無論歐洲還是北美,基督信仰在20世紀的公眾文化中大為褪色,對於普羅 大眾的影響愈來愈小。 在經過多次宗教戰爭之後,歐洲的社會制度不再由教會主宰,改以“自然法”、“自然道德”和“自然宗教”來支配。(編註)這就是世俗主義,即 “結合相對主義和進化的樂觀主義所揉和而成的各種自然主義”。 美國則在“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社會輿論基本上倒向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因此“世俗化”的情形也無法避免,大眾文化逐漸與基督教疏離。 “世俗主義”與”世俗化”二詞的重點不同。前者是指肯定各種偏離傳統的現代價值觀,以其為正確的方向;後者則只是描述偏離與轉向的現象,卻未作價值評論。 本文旨在探討,在世俗化的大環境裡,神學如何受其影響;同時,華人教會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會怎樣受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實用主義或享樂主義的侵蝕,而走上偏離聖經的正途。 一、世俗化帶來屬靈的荊棘 蕭弟兄是某大公司資深主任,思想敏捷,做事積極奮進,誠懇負責。1992年年底,他在佛州受洗成為基督徒,可是世界觀卻沒有明顯的改變,認為以自己的勤勉努力就可以掌握人生的方向與前景。2003年他考量在中國可以享受更舒適的生活──較輕的工作壓力,較佳的股票選項和創業的可能──毅然舉家從美國搬到中國 深圳。然而返國之後,他的美夢破滅,整個人消瘦10多磅。於是,他迫切尋求神的引領,開始學習把生命的主權交在主手中。2006年他們全家再度回美國,在德州一間華人教會靈性獲得更新,價值觀重新確立。 蕭弟兄的信心曾像主耶穌在撒種的比喻中的第三種田地,佈滿了荊棘,嫩麥一長出來就被荊棘擠住,無法正常成長。當今不少教會的信徒正面臨此一危機,荊棘即是來自世界的誘惑。 物質主義的迷惑 在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文革的浩劫不僅讓他們對政治運動的無情殘酷感到心寒,也令他們對於在貧困中掙紮心生懼怕,因此,當他們有機會可以積攢財富時,便容易落入金錢的陷阱,無法自拔。 邵弟兄提到自己的經驗時說:“我們搬到新地方的頭一天,就有兩位教會弟兄來探訪,而他們竟然都開著賓士豪華車。我內心想,這是什麼樣的社區啊!”如此看來,基督徒不但在工作上有和同事競爭的壓力,在教會中也有與信徒彼此攀比的問題。如此,要脫離物質的捆綁實在不容易。 毋庸諱言,大多數弟兄姊妹在面臨“什一奉獻”時,都覺得十分為難。魯弟兄表示:“學生時代收入很少,自己都不夠用,怎麼能奉獻?工作之後,領了薪水一計算, 什一的數目實在不少,怎能捨得捐出去?”來自東北的李弟兄,習慣談笑風生,他說:“當窮留學生時,雖然是山溝裡飛出的金鳳凰,但生活相當緊,還必須照顧家 裡的鄉親。等到工作賺了錢,孩子的開銷也不少,上大學的費用更可觀。所以,什一奉獻常是過不去的門檻。”奉獻常是基督徒生命的試金石,也披露物質對人性巨 大的轄制。 實用主義的潮流 中年中國知識分子在成長的歲月中,無論是作紅小兵、紅衛兵,還是入黨,都是因有“好行為”。他們在實踐中體會到什麼是對與錯,習慣“實用”的思想;“有用與否”成了行為取捨的標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流行的口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所謂的實踐即是指“社會實踐”,因此,在大陸上掀起社會主義新建設的發展,進而為鄧小平的 “貓論”開出坦途。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用四川的諺語強調務實的重要,說:“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的觀念指導了過去30年中 國經濟的起飛與壯大。 這種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無形的影響,使他們逐漸拋棄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轉向追求滿足自我的實用道路。即使信主之後,依舊會受實用主義支配,總是想:“信仰可以帶給我什麼利益或祝福”,而不是“我要為信仰付上什麼代價。” […]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命運多舛。從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溫教的曇花一現, 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初有成效,爾後卻又因“禮儀之爭”而難產;再逢馬禮遜以執著敲開了“磐石”的大門,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戰爭,而使基督教來華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國對基督教思想的錯誤移植,義和團運動的戕害,加之啟蒙以降國人對西方的誤讀,“非基運動”的衝擊,乃至建國後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簽,遭致批鬥——“侵華工具”、“精神鴉片”、“意識滲透”等等。 斗轉星移,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國人再一次“睜眼看世界”,加之國家政策的調整,學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發回歸,以及海外資源以不同方式的湧入,福音似乎在華大有“顯學”之勢。 但果真如此嗎? 在新世紀為我們洞開之際,基督信仰該如何在中華大地上,開拓和發展一條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評的那樣,只知沿襲歷史,步西方後塵,邯鄲學步,拾人餘 唾?還是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噤若寒蟬,做“該撒”的“傳聲筒”,卻得意洋洋地為自己辯護“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還是在曠野中衝出一條 道路,雖然前途漫漫,卻堅信有沙漠中開江河的奇蹟發生? 依我個人看來,中國人未來的20-30年所面臨的神學挑戰是艱巨的。那將是莊稼收割的時節,重任可想而知。作為中國的年輕一代學人,如果看不到這樣的異象,不為未來做好預備,則一切都將成為紙上空談。有以下諸方面,值得我們深思: 一、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 當下意識形態的鬆動,國際輿論的監督和呼籲,為基督教神學的展開,創造了一個相對寬舒的外部環境。但如何既消除當局“臥榻之側”的誤識,又表達基督教從上而來的啟示、以及由此而開展的倫理訴求,是基督教神學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就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盡棄。 二、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 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放眼大陸學界與民間,品三國,說紅樓,論老莊,議孔孟,倡漢唐,無不轟轟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價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義的復甦和意氣用事,卻不可提倡。那種道德上的自義和批判上的頤指氣使,恐怕也是基督學人必須正視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中,找到可借鑒的東西。 三、神學處境化 神學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殼”,來承載基督教神學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華 神學”(梁燕城博士語)、“漢語神學”(何光滬、劉小楓為代表),還是借鑒近鄰韓國、印度和東南亞鄰邦的“民眾神學”、“賤民神學”和“草根神學”?這不 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社會學上的問題,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實踐。 四、學人的批評和擔當 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這張“皮”,成為其上的“毛”,並恪守古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自己辯護呢?還是成為暗夜中精神家園的守護人?是為了職稱、工資、房子而打拼,還是去負那沉重的“軛”? […]
本文原刊於《舉目》35期 Editor’s Note: In the last few issues we have published articles on recommended preparations for persons who have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Starting from this issue, we continue to publish articles of return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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