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莊祖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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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中國教會的“300勇士”在哪裡？現在中國國內，以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主的都市教會正在興起，雖然有零零星星的大專畢業生開始投入宣教，但是我們還沒有看見宣教的熱潮出現。因此我們需要迫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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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會必須人人總動員來傳福音，並且要從自己的社區和職場開始。換句話說，宣教不再只是差派少數宣教士出去，宣教的工廠也不再只是遠方未曾聽聞福音的地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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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宗教改革的火炬能一代代地薪火相傳，我們乃像保羅一樣，會衷心地說：“這不是說我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們乃是竭力追求……”（《腓》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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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印度，很少人不知道那位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1910 –1997。或譯德蕾沙），她是人道主義的典範——在印度加爾各答，她更是像觀音菩薩般地被崇拜著。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在德蘭修女之前，已經有一位愛爾蘭姑娘埋身於印度南部長達55年，為拯救印度女童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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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歷任總統中，他當是最聰明、最有才華、外交資歷最廣的。但他特立獨行，一向把國家利益看得比黨派立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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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72期。 文/談妮 如果，我們不能頌讚 “上帝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就很難在“上帝的意念不同於我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不同於我們的道路”（參《賽》55：8-9）時，做到順服。 對上帝尚且如此，對人就更難了。怎麼辦呢？ 周學信提醒我們，聖經裡的順服明顯不只一種，而且也異於我們來自文化，或本能地解讀；邱清萍則指出，對上帝的愛決定我們是否順服人，這是順服的藝術；周傳初認為，個人與教會的成熟，第一要效法主耶穌的順服；陳正華見證，她如何實踐“順服丈夫”；張在孜從文化出發，談我們如何順服上帝，“離開父母”，並孝敬父母。 順服上帝，也體現在我們如何區分同性戀行為與同性戀者（鐘德民）；在貧困中仍不忘作跨文化宣教（郭開智）；以上帝國度的眼光來服事（高山）；從政，卻不結黨營私（莊祖鯤）；以憐憫的心，承擔被騙的風險（薛主流）。 順服上帝，是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並盼望祂榮耀的再臨（小志），也是因為審判與悔改，不論是現在或未來，各人都免不了要直接面對上帝（劉同蘇）。 《舉目》72期目錄：http://behold.oc.org/?page_id=26335 下載：舉目 第72期 2015.03 繁體版 PDF檔 在線閱讀：舉目 第72期 2015.03 繁體版 在線翻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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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論到對世界思想界的影響力而言，可能另一位與安徒生同時代，卻在普羅大眾間默默無聞的哲學家祈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才是真正的丹麥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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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李國鼎先生（1910-2001）過世時，不但海內外華人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領袖們，也都為這位他們稱之為K. T. Lee的偉人而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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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9期 莊祖鯤 多年前，我曾參加由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討會。在開場白中，海波斯牧師問全場1,500位牧長同工們：“你們伺候的顧客是誰？”一個聲音從角落傳出來：“執事會﹗”立時全場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師在笑聲止息之後說：“是的，因為執事們不但決定你的薪水，還決定你的去留。然而，這也正是你的教會不能增長的原因﹗如果牧師、 同工們只關心、服事已經來教會的信徒或執事，對教會之外徘徊的人不聞不問，請問：他們為何要踏入教會？” 這的確是當今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共 通問題：牧者們常常為了維持教會的經常聚會，探訪生病或無故“人間蒸發”的會友，而忙得焦頭爛額；同工們也為了教會內部的各種活動而無暇他顧。也就是說， 我們似乎只關心教會圍牆內的人，而不關心（或無力關心）圍牆之外失喪的人。如此，教會豈不就變成“斗底下的光”、“鹽罐裡的鹽”了？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走到“牆外”呢？如果貿然走出牆，我們是否會被遍地遊行的魔鬼吞吃了？我們是否會浪費教會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勞無功的活動上？在關心 社會與關懷信徒之間，有沒有衝突或資源分配的問題？要如何取得平衡？這一籮筐的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問題，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議題。 福音的處境化 宣教學上所謂的“福音處境化”，是指不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還包括福音要能回應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的情勢。然而20世紀初，由於“基要派”與“社會福音派”的路線之爭，中國的基要派教會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國大陸教會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現在是我們重新檢討這個策略的時候了。 因此，在現有的處境上，中國教會需要回應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國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問題。在海外的華人教會， 也需要關注重大的社會議題，並與當地眾教會聯合行動。在這方面，一些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教會，已經有值得效法的見證。 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一向是我個人較關注的議題之一。中國教會信徒大多數在農村，都市中教育水準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國教會信徒人數 雖然大量增加，卻未能在中國社會看見明顯的影響。這與港台及北美的華人教會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識水準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現在由於“海歸”學人的大量增加，使國內知識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顯著地提高，但是這並不代表基督信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們確信 福音能轉化文化，中國教會就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眾傳媒，來傳遞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生活及職場的見證，來凸顯我們與世俗迥別的人生觀 與價值觀。 透過這些途徑，我們可以影響中國社會，進而改善日趨墮落的社會道德，並重塑中國的社會文化。 適切的著力點 如果在觀念上我們同意：教會應該回應並關心社會的需要。那麼緊接的問題就是：何時、何處是教會應該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說，我們要選擇“切入點”，來推 動教會發揮鹽與光的功能，改變社會。而這些切入點，也必須是教會能發揮力量的“著力點”，否則將吃力不討好、事倍功半。 在這方面， 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衛斯理的“循理會福音運動”，值得借鏡。衛斯理一方面在他牧養的基層信徒中，藉著“主日學運動”推動信徒識字與讀經，又 以小組聚會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結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寫書、投稿的方式，喚醒社會裡中上階層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輿論；又鼓勵基督徒官員、國 會議員推動立法，使得社會改革能因著制度化而落實。我們應該鑑古知今，效法先賢。 不過，當教會想“進入社會”時，要避免“多角化”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說，在教會準備參與社會關懷時，要注意“單純”（Simplicity）的原則，即“專注本業”。許多企業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導致力量分散而一敗塗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自問：什麼是教會的“核心本業”？什麼是教會的“優勢”？ 當今有些教會做的一些 所謂“社區服務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灣教會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親班”、“健身操班”等，雖是琳瑯滿目，卻與光鹽的見證無關。海外華人教 會則常設有“中文學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賓奪主的現象。其實這些事工對傳福音、作見證、改正社會風氣等都毫無助益，卻徒然耗費教會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與教會形象無關無益的“事工”。 值得教會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並有長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兒 院、貧民義診、識字班、民工子弟學校、環保資源回收……教會或基督徒們若能長期在某些領域專注地投入，不僅能取得社會的肯定，也將取得發言權並發揮影響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灣的伊甸殘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樣。 適當的文化介面 當教會想“走出牆外”的時候，如何選擇適當的“介面”（Interface），使教會能與整個社會“接軌”，是成敗的關鍵。今天的華人教會，自牧師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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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當1994年曼德拉就職南非總統的時候，他所承接的，是一個黑白種族嚴重對立多年的國家。雖然南非是非洲最高度開發的國家，但數十年的種族隔離，不但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現象，而且種族間的仇恨，以及彼此互不信賴的情勢，都極為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