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挖掘教會歷史,推動宣教工作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5.11.9.。文/吳迦勒。溫州教會自1867年建立以來,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見證。這些見證,部分已付諸文字記錄,但基本上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近年來,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發、自費地做了大量工作,記錄、整理溫州教會歷史。成果顯著,亦激勵了溫州基督徒起來宣教。 […]

事奉篇

美國華人查經班回顧與前瞻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蘇文峰 自2013年中,[海外校園機構]召集了一個編寫採訪團隊,進行1960年至今,美國查經班歷史的回顧與展望。這個計劃的目標是“見證上帝在查經班的作為,分享查經班成為教會的經驗,回應上帝對中國禾場的呼召。” 當我們收集一篇篇的見證和圖片,訪談一位位當年風華正茂、如今成熟藹智的老哥老姐時,我們彷彿跨越時空、俯瞰60年來北美各大學校園的面貌變化。 從1960到1970年代,幾乎每一個有研究生院的大學都有華人查經班。上帝聚攏了基督徒的神國心和中國情,培育了許多自治、自學、自傳的華人菁英。到了70年代中期及80年代,北美各大學城及都市的查經班,逐漸轉型為全方位、多元化的華人教會。 在那段生根建造的過程中,雖偶有摸索、爭執,但各教會在信仰共識、教會體制、事工裝備、同工關係上歷練成熟,並植堂、宣教。經過這些預備後,迎來了1990年代中國大陸學生學者的留學和移民潮,及這10年小留學生的湧現。 我們深信,這是上帝在中國及普世救恩計劃的大工,絕非偶然。我們理應見證個人參與查經班的成立、成長的過程中,如何經歷上帝的帶領;分享查經班成長到成立教會的過程,有哪些美好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研討當今中國及海外新成立的教會, 如何從過去北美的經驗得到借鏡。 因此, 2015年《舉目》將選取預計在2015年8月出版的《美國華人查經班回顧與前瞻》一書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登。此外,2015年9月9-12日,將在洛杉磯舉辦北美查經班老校友的重聚會(reunion)。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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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歷史上的耶穌(上)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4期 一、耶穌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我們在前章《兩約之間的猶太民族》一文中提到,僅四百多年間,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地,孕育了世界上兩大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猶太教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民族的 宗教,而基督教卻是個普世的信仰。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佔今日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耶穌,這位旋乾轉坤,影響西方文化,帶動世界文明至鉅的宗教領袖, 除了新約全書以外,為何沒有當時任何記載他事蹟的文字材料保存下來呢?           耶穌的一生在塵世間沒有留下什麼物質痕跡。他既無凱旋征討的紀念碑,也無皇宮神廟可提供考古研究。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大眾傳播遠不及今天這樣普遍。百姓認字的不多,會書寫的更少。無論蘆葦草紙或羊皮,都非常昂貴。一 般人也就沒有閒錢閒情來出版一些馬路消息。像目前書報攤販賣的花邊新聞小報(Tabloid),如國家詢問報(The National Enquirer)、每日星報(Daily Stars)等等,在耶穌那時代簡直是匪夷所思。也因此,唯有真實可靠的歷史古籍,才值得代代相承地抄謄流傳下來。           至於治理巴勒斯坦的羅馬人呢?他們遠在天邊,原就對猶太地的事物興趣泛泛,不會有人去注意在猶太地一個名不經傳的小民,更不會留意到他們的巡撫處死了一名暴亂分子。對當代羅馬 史官的心態,馬丁諾特(Martin Noth)教授在他的重要著作《以色列史》(The History of Israel)中解釋得最貼切:“當耶穌在世時,世界歷史根本沒有把這位拿撒勒人當一回事。他的出現在耶路撒冷人的心中只是曇花一現,隨後即成了歷史上的 小插曲。看來人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然而耶穌的出現,卻是以色列史上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大事。及至耶穌的信徒與日遽增,教會蓬勃地成長,已成為世界歷 史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這時候耶穌的名字才開始真正地受到重視。”(註1)           耶穌的事蹟,各國歷史皆有記載!只是一般歷史教科書,為了保 持宗教中立性,沒有把耶穌的神性敘述出來。新約全書的記載,由於作者是耶穌的門徒,惟恐又有偏見。那麼,是否有“聖經以外”的記載呢?答案是肯定的!大都 在耶穌復活昇天,教會建立以後。羅馬人治事的精神是重法重理,一絲不苟。且看部分當時羅馬歷史,官方與民間的記載:           泰西塔斯 (Tacitus, AD55-117):被認為是第一世紀羅馬最著名最可靠的歷史家。就是在他的記錄中,後人才得知羅馬城大火是尼祿所縱。關於對耶穌的記載,他說耶穌在提庇 留(Tiberius)任內,死於彼拉多手下。他的門徒說他復活了,並且將他的話由猶太地傳到全羅馬(《羅馬年鑑》Annals 1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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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思潮交鋒”系列之二:理念對革命的衝擊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3期 一. 引言        本系列開宗明義聲明:“人類的思潮和理念(idea,或作ideal)是主導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人類思潮交鋒的歷史軌跡。”(註一)本文期望藉用美國的立國和法國大革命,這兩件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革命運動,來分析“理念”所帶來巨大的的影響。         了解、並詮釋歷史並不像我們看《三國演義》那樣地黑白分明。其實,《三國演義》不是歷史,乃是羅貫中先生根據歷史而編寫的小說。這種手法,近人也常常模仿,只要讀者(或觀眾)知道這是虛構(fiction),也就無妨。          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卻認為,沒有所謂客觀的歷史真象,所有對歷史的敘述和詮釋,都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工具;誰掌握權力,誰就可以解釋(曲解?)歷史。這樣的觀 點其實不無根據。若是為了政治(或某種主義、某種信仰)的立場,人們可以任意詮釋史實,那麼任何的歷史知識都不過是一種人為的架構 (construct),沒有所謂客觀的事實或真理了。在這種環境下受教育的,他們可能成為是非不辨的“凡是派”(凡是權威說的都是真理),或者成為犬儒 主義者(世間都是謊言,何必當真)。這兩者,對當權者可能都不是好事。         譬如,戰後的日本,處心積慮曲解歷史,教育國民,日本當年不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這種做法,只反映出日本國格的狹小,對日本是害多於利的。         其次,讓我們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兩個人物為例吧。一個是“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 1793-1794)時期的首領,羅伯斯皮爾(Robespierre)。幾個月之間,他將卅萬人關進監獄,將一萬七千人送上斷頭台,在獄中折磨致死的更 有數倍之多。他的不斷革命的極端立場,使他成為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另一個是但登(Danton),他是法國大革命的首領,是推翻專 制王朝的大英雄,卻因為反對恐怖統治而被送上斷頭台。也因著他反對恐怖統治的立場,而被中國的革命大眾視為“革命的變節者”,是“人民的敵人”。1989 年三月,在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上海國際討論會”中,張志廉(音譯)教授發表論文(註二)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研究者(五十年來第一次)可以 接觸到新的原始資料,開始認清羅伯斯皮爾給法國所帶來的災害。他們也開始肯定了但登的正面形像,認為他是革命中最有智慧的領袖,他是唯一知道什麼時候該急 進,什麼時候該和緩的領導人物。這是利用歷史為政治服務,而終於得到平反的典型例子。          或許我們會為歷史終得平反而慶幸。但在1997年的一篇《中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文章(註三)中,作者高易(譯音)更進一步提出,其實重要的還不是平反與否。問題是,歷史的研究是否可脫離政治而獨立?要 不然,一切都還是在為政治(或意識型態)服務,只不過所吹的政治風向改變罷了。這真是一針見血!         對歷史的解釋或許無可避免地會帶有主觀性,文化的隔閡與資料的限制也增加了忠實解讀的困難度,但我們還是應當盡可能地客觀、嚴謹;資料的收集要廣、要全,就是為基督教辯護也不例外,否則難免有 以偏蓋全,或者改竄歷史的嫌疑。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試圖從多角度來探討法國和美國這兩個運動的重要理念基礎。它們二者雖然有許多相同之處,也有其一定程 度的互動關係,但是它們更有其基本的差異點,使得兩者產生極其不同的結果。今天,我們面臨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作為歷史的學生,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山之石中得 到一些寶貴的啟示? 二. 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基礎及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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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從澳洲的“Sorry Day”想起

頌恩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7期         1998年5月26日,澳洲各地許多主張白人與土著和睦共處的民間團体,發起舉辦一年一度的“National Sorry Day”活動,為過去澳洲政府強制拆散土著家庭,把成千上萬土著兒童從他們父母身邊帶走一事,向土著同胞公開誠懇致歉,並希望藉此能減輕土著民族在心靈上受到的創傷,以促成民族和解。         長期以來,澳洲土著一直生活在內陸叢林地區,過著原始社會的生活。自英國殖民時代起,澳洲就有人主張要根本改變土著的落後面貌,必須對土著後代強制實施教育。所以直至七十年代以前,澳洲政府一直斷斷續續地執行這種將現在稱為“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兒童強行搶走,進行集中教養的政策。儘管當初這樣做的動機,或許是出於好意,澳洲政府也曾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希望把土著兒童帶離他們落後的土著社區,讓他們接受教育,成為新的一代。後來,從他們中間也確實培養出一批出眾的人才。但是這種違反人道的做法,使土著民族在心靈上受到極大的創傷,也造成了土著和白人間長期不和,以及情緒上的尖銳對立。          從教會的歷史上看,這類教訓其實也不少。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時,英國政府中有些基督徒就認為那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好機會,於是“傳教自由”便寫入了條約之中。1858年英國政府與清政府簽訂的“天津條約”以及其它西方國家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也有類似的條文。這些條約為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敞開了大門,卻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使中國人習慣於將基督教的信仰與受屈辱的歷史聯繫起來,對基督教產生很多的偏見。在當時看似“熱心”的舉動,卻為日後中國的福音工作留下了許多的阻礙。          筆者寫此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貶低西方宣教士的功績。事實上,西方的宣教士們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些人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只是當我和澳洲人民一起紀念澳洲土著的這段苦難歷史時,想起中國教會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我体會到人的血氣不能成就神的義,福音事工不能仰賴任何強制的手段,而要用合乎聖經真理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用信心等候神。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 註:本文有關中國教會歷史部份的內容,參考滕近輝牧師著作《時代的挑戰》第12-14頁,香港宣道書局出版。